在医院3天之后，我开始发高烧。我的医生决定植入一个脊椎接听器，检查我的病因。想起我后背下部曾经出过问题，我知道安一个脊椎接听器是很疼的，我请求他们不要安了。正当他们考虑我的请求时，我的体温下降了。但我还是头疼，更糟糕的是还伴有轻微的抖动。我靠静脉注射进食，后来发展到恶心，体重骤减。我感到头昏脑胀，非常疲惫虚弱，我看起来比一个脾气暴躁的老头儿被打垮在病床上的情形还要糟。两个医生朋友给我检查完之后告诉我：“还是放弃希望吧。”但是我的爱妻始终坐在床边。她被推到了双重角色里，对于她那病情危急且脾气（难以置信的）暴躁的丈夫，她既要做一名决策者，又要当一名看护者。我更习惯于提出建议而不是接受建议。整个痛苦的经历对姬莲来说是非常难熬的。她应付着一切——一方面镇静地从长远考虑，一方面给我们的女儿朱丽叶发邮件：“我们多么幸运，我们有健康、能力、机会和……32年的相伴，甚至更长。”
尽管我不舒服，但当一位牧师造访医院想为我祈祷时，我还是表现得很有耐性，很虔敬。当时我的兄弟们很好奇我会做何选择，唯一神论者选择无声祈祷。我将这个传统告诉了那位好心的牧师，他同意这么做。
由于我的病情开始恶化，我转院接受治疗。当救护队的护工把我从担架上放下来时，这家医院的通讯系统令我大为震惊。在那里，一个中心控制区可在每天的任何时刻任何病房呼叫医院的任何员工。喇叭就安在我的头顶上。我还发现这个极受热捧的医疗小组对我进行的治疗没有什么作用。小组领导高兴地问我：“我们明天的全部计划是什么？我们必须做好第二天的全部计划。”这时，我回答：“只要从这出去——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一个专家告诉我，我治疗的目的是使我能够“过正常的生活”。已经享受半个多世纪非凡生活的我，那个目标并没有激起我的斗志。
若在十几年前，没有大脑扫描仪技术和新药物发明，我那天可能就完蛋了。如果我没有得到世界上最好的医学专家的及时救治，我的大脑必然会受到更大的损伤。但是中风给我带来最持久的影响是损害了我的视力。当医生告诉我可能会失明时，我想起了卡莱尔的话：“不要！哦！读者们，知道这话有多伤人吗？”他们说我的眼睛拥有视力所必需的所有正常部分，但是眼睛后方的“控制区”将不再正常。我试着用一种哲学的方式看待：当我父亲的朋友瓦尔特·洛克失明时，父亲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只要你继续保留对生活各方面敏锐的感受，继续保留火热的视线，梦想这个星球上的生活变成什么样，你的眼睛里将留下清晰的画面，无论你的年龄是否过了百岁。”当听到来访者窃窃私语地谈及我得通过指挥台得到帮助的情形时，我有时劝告他们：“老友，不要担心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比美国总统还好。”
起初，我拒绝永远失明这个结果。现在我似乎接受了视力有限可以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事实：每天都起雾，每个房间的灯光都昏暗，每个白天都是黎明，每个屏幕都模糊。用《圣经》的话说，现在我是“在黑暗中看一只玻璃杯”。以前，我可以用相当少的时间和努力完成很多事情，这一点我很自豪。中风以后，我发现一个很小的事情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每天早晨起床、穿衣服比我先前需要更多的视力和敏捷度——给衬衫系扣、刮胡子、系鞋带、独立行走。每当我不小心把东西撞到地上，或者把水或果汁倒在杯外洒在桌子上时，我的心里都充满了挫败感。当我把衣服穿反，或者没有看到玻璃杯里的汤匙或塑料吸管而张开嘴时，我试着对所有荒诞的行为一笑置之。我因将书籍录音出版而被大家重新熟悉。当我想起我的书《肯尼迪传》已被美国基金会录制，为盲人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国家读书计划而录制时，我感到非常自豪。
有时我会想起1961年与肯尼迪的巴黎之行。现在我更清楚记得我同情地望着戴高乐总统，他一身军队制服，戴着穗带镶边的军帽，但他太骄傲而不愿去戴高度近视眼镜。当他登上政府贵宾大厅阶梯向肯尼迪总统致敬并护送他到凯旋门的花环位置时，由于少迈了一个阶梯差一点点就跌倒了。在他平衡和镇定之前，有短短一瞬间，将军那严肃、傲慢的神情变得像找不到立足点的老人一样迷茫。我经历了好多次类似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