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服了一片安眠药才睡着。星期六早上9点30分，我回到办公室。之后，我接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皮埃尔·塞林杰打来的，他让我去见阿特·布赫瓦尔德和泰迪·怀特。但是我的大脑已经无法很好地运转，我完全忘了皮埃尔的话，后来他又提醒了我一次。布赫瓦尔德想要一些肯尼迪的幽默轶事来写他的专栏。我当时就给了他，但我并不认为他那时的请求是合适的。泰迪要来采访我，文章要登在新一期的《生活》杂志。我说“我不希望就因为达拉斯的几个疯子让所有的努力都白白浪费掉”。
第二个电话是罗伯特打来的。他邀请我参加在白宫东大厅举行的弥撒仪式。出事之后，第一次和杰姬说话。她朝我走来，用力握住我的手，眼神真挚地看着我，努力地安慰我。她的眼里同样流露着悲伤。亲眼看自己的丈夫被刺杀，给她的打击和伤痛令人无法想象，她还是尽力地抑制自己的悲痛，并且来安慰我，因为她知道我也遭受着同样的悲痛。
直至今日，我仍旧记得他竞选参议院和总统时的一些细节，但是我已经记不清那个恐怖的周末的点点滴滴。那几天已经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了。星期五下午，我、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妹夫萨格·施赖弗首次聚在一起讨论葬礼的惯例和宗教礼俗方面的事宜。所有事宜都要等杰姬能够处理事情之后才能最终定下来，包括把这位倒下的水手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那么他就是属于国家的”，还是把他葬在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林。我不记得我最终支持把总统的遗体葬在布鲁克林还是阿灵顿，但我记得关于埋葬地点的问题，我们内部起了分歧。罗伯特和皮埃尔试图说服我支持把地点选在布鲁克林。
星期六下午，我们还在讨论葬礼的相关事宜，讨论星期一在圣马修斯大教堂和墓前举行仪式时，该说什么悼词，由谁来说。由于我从未参加过天主教徒的弥撒仪式（除了那天早些时候举行的那次），我觉得由我致悼词有些不妥。我的确准备了一系列材料和肯尼迪的名言，包括《圣经》的节选和肯尼迪演讲中的摘选，因为在之后的几个礼拜到几年里，我都会参加所有肯尼迪的纪念会。我把它们交给了罗伯特和杰姬，他们尽量不让气氛变得那么压抑和悲伤，所以和我开玩笑，说我连仪式上的酒都不喝。她说《传道书》中肯尼迪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生有时，死有时。”我觉着用在悼词里很合适。她回忆道肯尼迪曾经为她朗读过这行诗，他还引用过《圣经》里的一句话：“寻找有时，遗失有时。”
有一天，埃塞尔打电话问我，在葬礼的弥撒仪式上要不要派圣餐。我说给1 000多人派圣餐恐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她已下定决心。
星期六晚上，我和赛格一起去华盛顿大主教帕特里克·奥博伊尔的家中，见了波士顿大主教理查德·卡申，还有肯尼迪的好朋友、波士顿的政治家弗朗西斯·莫里西。去博伊尔家的路上，白宫司机迷路了。晚上10点的时候，赛格下车去问路，我们终于到了博伊尔家。我向卡申强调，葬礼要尽可能简单，杰姬也是这么要求的。“是的，”他说，“我们会把他当做耶稣会的会员。”那次见面讨论得很顺利，除了博伊尔大主教对在弥撒时致总统的“政治演讲”有些不满，我们之间没有其他的分歧。
星期天，总统的灵柩从白宫送往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供人们瞻仰和纪念。他将在那里停留一天然后返回白宫。我排队等着瞻仰总统的遗体，他的灵柩上覆盖着国旗。我拒绝了所有政府方面的安排——让我插队，大家都排了好几个小时了。排队的时候，我听说杰克·路比杀死了暗杀肯尼迪的凶手李·哈维·奥斯华德。我想，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天呐，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
星期一一大早，罗伯特打电话给我，他不知道墓前的悼词该说什么。我找了一篇并传给他。然后，我加入了送葬的队伍，将总统的遗体从白宫护送到圣马修斯大教堂，在那里举行由卡申大主教主持的弥撒仪式。我按照秘书的建议，戴着总统送给我出席他就职典礼时戴的帽子。弥撒仪式过后是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入墓仪式。我看着总统的遗体被慢慢地埋进土里，又一次哭了，我不愿意相信他真的永远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