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夏天如何来临，我已经不大记得了，印象中的那一年是模糊的，花香浓烈的丁香，在很长时间盛开在每一街，每一巷，每一户人家。逐渐，它占据我的记忆，逐渐将所有的事物都掩盖了。丁香，白色的，有着浓烈香气的丁香，成为盛开在那一年的，惟一的花，甚至成为那一年所有记忆的底子。
关于日本的宝丽多唱片公司和我第一次接触的经由，就粘附在这样一片白色的香花之上。我是怎样被宝丽多唱片选中的，又是怎样被默默考察，这些我都无从得知，我只知道，在那一年，宝丽多唱片的德国董事阿尔辛格，决定把他们市场的触角伸向亚洲，他们不断购买唱片、音带和录影带，购买杂志书刊，观看每一场音乐会，期待能够找到为他们所喜爱的歌手。在那一年，他们也许看遍了所有的歌手的演唱，也许听音乐听得耳朵都变得麻木，也许，他们也去观看了琼瑶的电影，总之，有一天，宝丽多的制作部部长舟木柃先生来到台北。
舟木柃先生来到台北的第二天，就和我们进行联系，我之所以说“我们”，是因为还有我的父亲。在那天下午，父亲嚷着：“到日本去，赚日本人的钱！”就这样走进屋子，而我却觉得，事情不会是那样简单，不会只是几场演出，不会只是在他们的舞台上匆匆一闪，而后消失，我真的有预感。
第一次和舟木柃先生会面的，只有我一个人。他告诉我，宝丽多唱片公司是怎样的，他们对我有着怎样的希望，而我，将借着他们的希望，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舟木柃先生，一个瘦瘦的男子，有着日本式的洁净，穿着浅咖啡格子的西装。说话的那时，阳光从宽大的玻璃窗子照进来，没有什么变化，像是很久以来就照在那里了，而我知道此刻外面正是丁香花事的尾声，但还是有千棵万棵丁香在此刻怒放，它们雪白，浓香，绽放时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踌躇，要开花，就开了，就这样一直延伸，一直开放，跨越属于它们的整个季节，一直蔓延，到山与海的边缘，都是丁香，白色，怒放。
我告诉他，告诉舟木柃先生，我从没有被人这样赞美过，以一种邀约作为赞美，而被邀约的我不能给他们任何保证，我无法说出我是怎样心怀感激。
舟木柃先生笑了，他明白我的意思。
我说，我会接受他们的邀约，对此，他们不应该有任何疑问。我告诉他，台湾是怎样实行“军事管制戒严令”，对新闻，对写作，对唱歌，对一切艺术，实行着怎样的“全面审查制度”，一篇小说，一首歌，一旦被认为是“反政府、反爱国、不健全、不道德”的，就永世不得翻身。我告诉他，我的老师姚厚笙先生是怎样对此满怀愤慨，还有那种劳军演出，那种音乐会，没有谁能够逃避。我没有告诉他，我被政府要求做些什么，我只是说，我希望离开，希望歌唱，我天生适合歌唱。
我几乎是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是的，我没有这样渴望被了解过，除了在梦里，我没有这样没有节制、没有思考地说过话，而一切的起因，只是有人告诉我，他们对我的歌有兴趣。
舟木柃先生没有打断我，一直没有打断。我终于说完了，头脑感到眩晕，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我感觉到夏天下午的那种强大的、浓郁的力量，在那一刻，丁香、有着蜡质叶片的梧桐、没有人知道的山与海混杂成一片耀眼的颜色，将过去和未来隔断。
然而在和父亲谈话时，父亲怎么也不同意我到日本的发展计划，尽管舟木柃先生提出了宝丽多唱片的计划和方案，以及初步议定的报酬，那是非常优厚的，父亲甚至没有给这些报酬一个面子，他只是说，我已经开始走红，如果前往日本，就将一切重新开始。
舟木柃先生再次介绍了日本的音乐、宝丽多唱片的市场调查，还是不行，就是不行。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我看见舟木柃先生的额头开始渗出汗珠，衬衣的边缘，开始出现湿迹。就在那时，我觉出一种近似于自弃的情绪，我不再希望去日本，不希望离开，甚至不想再唱歌，只是希望这一切赶快结束，舟木柃先生可以不用再经受这种尴尬的考验。我异常安静，不发一言，童年时代村外山岗上的那些花朵再次出现，杜鹃，凤凰花，野百合，夹竹桃，它们丰腴、贪欢，它们将此刻现实中的丁香遮盖，完全遮盖，甚至看不见一朵白色的花，一片白色的印迹，甚至没有一丝香味飘散，丁香好像从不曾存在过，那种白色的蔓延被遏止，那种蔓延的疯狂只是幻觉。
像以前很多次一样，我再次在旁边把父亲，这个只是生活在此时此地的人，看得清楚透亮。但是， 舟木柃先生并没有因此失望，从此以后，他还是不断拜访父亲，邀请父亲吃饭，并且送上各种看似漫不经心的礼物，每一次的理由都各不相同，今天是请我们全家尝试日本菜，明天则是要父亲帮他选择一家较好的中餐馆。父亲晕陶陶地沉浸在这种被人重视的喜悦里，尽管他对这种好意的来源心知肚明，而我和母亲则有点忧心忡忡地看着这场滑稽的推拉锯游戏，希望它尽快以一种体面的方式结束。
这场游戏终于在某一天结束了，有一天，父亲终于发现他再也没有理由拒绝舟木柃先生提出的计划，何况这个计划是如此诱人，于是，他说，“你可以去日本试一试”。
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乘坐飞机到了东京，因为希望和失望的交织如此激烈，而这个过程又是如此漫长，它终于到来的时候，我体味到的是异乎寻常的平静。
到东京的那一天，天上正下着小雨，街上充满各种颜色的雨衣和雨伞，我不断在车窗上写字，那些颜色填满了我的字。黄昏的时候雨停了，天空中慢慢呈现出两道彩虹，一点没有看错，是两道彩虹，我满心充溢着要把这种奇景告诉什么人的喜悦，然而这是异国，我没有什么人可以倾诉，于是我站在窗前对街上的人喊：“看，两道彩虹！”
我在日本推出的第一首歌是《似乎在今夜又像在明天》，这首歌在全日本的“流行歌曲排行榜”上排到了第75位，随即有人开始注意到我，说我的唱腔酷似Mary Macgregor 和小柳留美。 这个名次和这种评论并不是我真正想要得到的，但这总算是一个还不坏的开始。与此同时，我在不断努力学习日语，学习语言的恐惧让所有的惊奇、快悦都消失了。 还有那些繁琐的礼节，它让我知道日本人是怎样一个刻苦坚忍的民族，对自己和别人的苛求更是到了一个怎样的地步。所幸的是，所有一切都过去了。终于有一天，我可以在乘车的时候，没有什么心事地看着窗外的树木一一掠过，而不用担心如果这些树木一旦开口说话，我应该使用怎样的敬语和简语，那个过程，真是一场噩梦。
几个月之后，我推出了《空港》。这张专辑在很短时间卖出去70万张，还给我赢来了1974年度的唱片大奖中的“最佳新人奖”，这个奖还被人们称作“可以变成金钱的奖项”。没有什么比这更实在了。在宝丽多的引荐下，我加入“渡边娱乐公司”，由这个公司做我的经纪公司，他们旗下的艺员，还有陈美玲和野口五郎。
在表面的风光下，有着不祥的暗涌，我在日本开始用的Telesa Teng这个英文名字， 被台湾的报纸指责为“叛国”，我在演出时的穿着和台风，被指责为“庸俗、低级、下流”。而且，这种指责和谩骂旷日持久，并且兴师动众。一种被野兽追击的莫名的恐惧将我笼罩，我似乎能够感觉到它咻咻的凉意在我的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