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期的商榷
周自平王东迁洛邑，开始了历史上的东周时期；至赧王，为秦所灭，共历二十五君，五百一十五年（前770～前256）。东周灭亡后，原为周室诸侯而自东周前期即相互攻伐的七个强国，展开更剧烈的混战。这样又经过三十四年，才为其中之一的秦所统一（前221）。
所谓“春秋时代”，大致指东周的前半期，从周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元年，前722）起，至周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止，凡二百四十二年。这个名词，来自《春秋》一书。这部书是鲁国的历史，据说是孔子删定的，其中所叙述的，便是这一段时间的事。
所谓“战国时代”，是指东周的后半期加上东周灭亡以后的三十四年，从周敬王四十年（前480）起，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也就是秦国统一的前一年止，凡二百五十九年。在这段时间中，列国战争的方式，较前有显著的改变，战争规模远较以前为大，战况也更加惨烈，因此称之为战国时代。
如果完全按照这种分法来分，东周初的将近五十年便没法安置。但历史分期的目的，不过为便利研究，自不必过分拘泥，所以东周初的四十八年，未尝不可划入春秋时代。而且这几十年的历史，与后来春秋时代的历史，其间并未曾发生过剧烈的变化，也没有分开的必要。至于以前481年作春秋时代的终点，倒是大体不错的。前5世纪的上半期，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剧变时期，春秋、战国两个时代也正好从这里分野。
另一分法，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作为战国时代的开始。这一年晋国大夫韩、赵、魏三家始受周命，列为诸侯，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开始被公开破坏。但从许多方面看，远在这一年以前，战国的局面便早已形成。就以三家分晋来说，事实上也在这一年前许久完成；三家的升为诸侯，只是周室承认既成的事实而已。所以这种分法，嫌太晚了些。［参看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载“清华大学”《社会科学》二卷一期）］
（二）分期的必要
为什么东周必须分作春秋战国两个时代？因为这两个时代的历史，在若干方面有显然不同的地方，必须分别论述而不能混为一谈。现在列举几点，加以说明。
政治方面，春秋时代还大体维持着封建制度。当时周王室虽已衰微不堪，但诸侯中尚有打着“尊王攘夷”旗号的霸主。各国的内部，政权仍然操在贵族手中。若干诸侯国的大夫阶级，虽然强横，有的甚至与公室对立，但还没有取公室而代之的事发生。到战国便大不同，封建制度渐趋崩溃，王室不再为人所尊重，列国也发生强大氏室对公室的地位篡夺的事。新建的和旧有的国家，相率实行新的军国主义。国君们停止国内的分封，并积极扩军，以推行中央集权。国君的地位大为提高，但整个贵族阶级的权力却逐渐降低，他们已不能完全掌握政权。相反的，平民阶级日渐抬头，至于攀登政治舞台，形成所谓“布衣卿相”之局。
春秋时代的经济状态，大体仍以农业为主。土地为贵族所有，农赋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虽然也有少数的工人和商人，但他们大都专为贵族服务。到战国时代，由于各国贵族阶级的日趋没落，土地渐渐转移到平民手中，赋税则流入国君的政府。工商业也成为自由职业，因而商人阶级兴起，产生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商贾，他们甚至能左右一国的政治。工商业的兴盛，无疑使国君政府的收入更为增加，对他们军国主义的扩展，自然大有帮助。
春秋时代盛行车战，国与国间的战争，战期大都不过一天，伤亡也很有限，俘虏可以赎回。当时条约还有它的约束力量，一个盟约尚可维持相当长久的和平。虽然小国经常被灭亡，但大国还没有被灭的，这证明国际间尚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到战国，战术方面有了重大改革，战争以步兵为主，有时更有骑兵加入，这使战争的空间大为扩展。而铁制兵器的普遍使用，其杀伤力也较前为大。此外战场上动员的兵力，也远较以前为多。例如春秋著名的晋楚城濮之战，晋国出动的兵力，不过五万多人；但到战国末期的秦赵长平之战，赵国的士卒仅伤亡的便有四十五万。而阵地上所采用的筑垒战术，更使战争的时间大为延长。一场战争，往往非数十日不能解决。这时国际间已无所谓信义，条约已失去约束力，战争的主要目的便是灭亡敌国。前473年，吴灭于越，是东周以来大国被灭亡的第一个，也是战国式战争的首次出现。
从种族方面看，春秋时代“诸夏”的范围是相当狭小的，不但秦、楚、吴、越等国都被诸夏国家视为异类；即使诸夏地区中，也还有多种戎狄杂居着。到战国，内地戎狄大都被诸夏国家征服或同化，使诸夏内部的种族日趋单纯，而边疆的国家如秦、楚、越等，也因长期吸收诸夏文化，渐而进入诸夏集团，使诸夏的范围扩大了不少，这范围又被称为“中国”。由于这类种族与文化方面的混合，使列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以及国际局势都起了变化，对学术思想也发生很大的影响。
在大部春秋时代，教育仍是贵族的专利品，平民并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因封建制度的破坏，从春秋末年起，学术便开始流入民间，第一位把贵族学术引入民间的伟大学者便是孔子。到战国，平民受教育的机会更多，对政治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加以各国君主延揽人才，因而学术思想大为昌盛。平民攀登政治舞台的捷径是游说，游说者各有一套政治理想和策略，用以劝说各国君主以猎取官位，这风气也自孔子开创，到战国而大盛。这一套套的政治学说，便是所谓的“百家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