诒端笑道：“您现在真是官升脾气长，连同您说句闲话都不中了。贱妾不过是替您着急罢了。您是有了年纪的人，比不得从前，不要动不动就着急上火。朝廷既然放您去陕甘，您就只管上任去吧，我们娘几个回湘阴也就是了。孝宽几个有孝威在身边，您又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左宗棠拉过一把木椅子在床头坐下，长叹一口气道：“我对孝威他们几个能有什么不放心？我是不放心，辛辛苦苦才建起的船局呀！”
诒端一听这话，反倒笑了，她慢慢地说道：“老爷呀，船局的事，您怎么不写个信给涤生相国呀？大伯他现在徐州，写个信过去，他很快就能收到的。”
左宗棠一愣，略沉吟了一下，忽然道：“我没有想到，女人也并非都是一无是处的。好，就依你，我现在就去书房给涤生写信。写完信，我就不过来了，到香儿那里去歇。”
诒端说道：“您别忘了，捎带着问问玉英的病怎么样了，我挺惦念她的。还有劼刚那孩子，整天跟着洋人呜哩哇啦，能不能学坏呀？我是真怕，大伯的一世英名，毁在劼刚的手里呀。”
左宗棠走到门口，诒端忽然又道：“老爷，您与大伯是至交，您就算向他认个错又怎么样呢？”
左宗棠边推门边道：“你又开始说胡话了。我又没有错，你让我认什么错呀？真是的！”
诒端一个人苦笑着说道：“胡子都白了，可脾气怎么还不改呢？”
曾国藩收到左宗棠专人递送的书信后，略想了想，便给恭亲王和左宗棠各拟函一封。曾国藩向恭亲王建议：“左宗棠入陕甘后，军饷必要从福建浙出，而浙省将兴，饷必无出，饷源只能在福建。徐宗幹久在福建，与左宗棠又配合默契，似不宜动。”曾国藩最后又对恭亲王说：“福州船政局新成，须派大臣专管。该局由左宗棠一手创办，左宗棠现虽调任陕甘总督，但对船政局一切事务，仍当预闻，方为万全之策。”
曾国藩给左宗棠的信中，先谈了一下自己对陕甘用兵的看法，认为兵单不能成事，提出拟调刘松山大营随行前往。曾国藩最后才谈到船政局。曾国藩认为：“为使船政局不受督抚干预，非奏调一名大员专管不行。”曾国藩建议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并奏请朝廷，奏请起复正在福州丁忧守制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为船政局大臣，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其可专折请旨，不受督抚节制。”
曾国藩短短的一封信，读得左宗棠热泪盈眶，茅塞顿开。他顾不得多想，提笔便给总理衙门上书：“窃维轮船一事，势在必行，志在必成。而将军、督抚事务既繁，宦辙靡常，五年以内，不能无量移之事。洋人性多疑虑，恐交替之际，不免周章。前此本拟俟开局以后，请派京员来福建，总理船政，以便久司其事。现则请派京员已迫不及待。唯前江西巡抚沈幼丹中丞，在籍守制，并因父老，服阕欲乞终养，近在省城，可以移交专办。沈中丞清望素著，遇事谨慎，可当重任，派办之后，必能始终其事。”
书函发走，左宗棠对胡雪岩叹息道：“人都云宰相肚里可撑船，本部堂一直不信，今观曾相国，书荐沈幼丹管理船政，本部堂方知此言不虚也！”
左宗棠为什么发如此感慨呢？原来，曾国藩与沈葆桢之间，也是有过一些过节的。曾、沈二人之间的恩怨，不独湘系的人知道，楚、淮各系的人也都尽知。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进士。在御史任上，数上书论兵事，为咸丰帝所知，视为能员。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出为江西九江知府。九江为太平军所破，得曾国藩保举，为湘军办理营务，次年署广信知府，同太平军作战。曾国藩惜才，累疏荐其能，诏嘉奖以道员用，七年实授广饶九南道。八年，赏三品顶戴按察使衔，转补吉赣南道，未就，旋奉曾国藩之命回籍募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