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争论整整持续了半年之久，才使朝廷渐渐倾向了左宗棠的论断：“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
朝廷给左宗棠下旨态度鲜明地指出：“左宗棠奏海防、塞防实在情形，并遵旨密陈各折片，览奏均悉，所称关外应先规复乌鲁木齐，而南之巴、哈两城，北之塔城，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大有所妨。所见甚是。至海防之饷，据称始事所需与经常所需无待别筹。综计各省设防，事属经始，需款较巨。若仅将购船、雇船之费备用，短缺尚多。此则宵旰焦思，而尚待与各省疆臣共相经画者也。”
军机处同日又下给李鸿章廷寄一道，让他会同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李宗义、福建巡抚丁日昌、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等人，筹划加强海防之事。
李鸿章接到军机处的廷寄，未置一言，许久叹息了一句：“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如此一来，只怕一样也办不好，只能大举外借洋债了！”李鸿章说这话时，时令正交十一月，天气正一天天地变冷，总督衙门的各办事房已经摆上了炭火。
借洋债付重息，是李鸿章倡办洋务以来最感头痛的事。尽管在大借洋债创办洋务的过程中，他捞到的好处让许多王公大臣为之眼红，但他仍想把洋债的数额压到最低点。他提出的将塞防之饷移于海防，主要也是出于节饷的目的，其他倒在其次。
如今，朝廷既然定下了塞海两防兼顾的方针，他自然没话说，只能把直隶的一些地方性事务交给布、按二司及分守巡道去打理，自己则全身心地赶到天津，会同盛宣怀等一起，一边和各国商量借款，至于对大量商借洋款朝廷能否同意，李鸿章尽管早已奏请，但仍无十分的把握，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一边同沈葆桢函商购买丹麦国铁甲船的事。
关于沈葆桢所提之丹麦国要出售的这艘铁甲船，是日意格在丹麦与沈葆桢之间牵的线，说穿了是日意格拉的生意。日意格向沈葆桢报出的价格是一百二十万两白银，缺一文都休想成交。
沈葆桢自己不敢做主，便函商于李鸿章，让李鸿章拿主意。李鸿章去函告诉沈葆桢，日意格其人不甚可靠，让沈葆桢不妨拖些日子。
恰巧这时，丹麦国公使拉斯勒福要到烟台去办公事，正好路过天津，李鸿章得到消息后，便忙带上陈钦与盛宣怀二人赶来与他相见。
闲谈中，李鸿章从该公使的口中探出，该国要出售的这艘铁甲船，是小号船，原购自美国，当时花费约值大清白银八十万两。该船现已服役四年，折旧以后，约值大清白银五十万两至六十万两之间。
拉斯勒福又言称，法国有购此船意向，正委托日意格与该国外务部洽谈。李鸿章一听这话很是吓了一跳。与拉斯勒福辞别后，他马上派人紧急给沈葆桢去函一封，坚决阻止此事，并告诉沈葆桢：“日意格果真不可靠，以后但凡购船购物等事情，均不能委他去办。”
李鸿章最后又密嘱沈葆桢，寻机辞退日意格。
沈葆桢也是曾国藩幕府造就的人才。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道光进士。授编修，迁御史。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任江西九江知府，随曾国藩管营务，后经曾国藩保举累官广饶九南道、署江西巡抚。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转补陕甘总督，怕福建船政局中途停办，行前，特密保沈葆桢继任福建船政大臣。按清朝规避制度，官员不可在籍隶省任职，但考虑到沈葆桢素有清名，又肯任事，朝廷于是破格允准。
沈葆桢官声颇好，比较受人尊重。这一则是他自己争气，为官比较廉洁，一则也多少借了他岳父林则徐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