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9到1913年，美国银团一直是摩根与中国的所有交易的纽带。它的驻中国代表是威拉德?迪克曼?斯特雷特，摩根银行历史上的一位最果敢、最爱冒险的人物。斯特雷特的一生就像一部惊险的间谍小说。从康乃尔大学毕业后，他在位于北京的帝国海关局任职，这期间学习了汉语。1904年，他赴日为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日俄战事。当年的一位朋友这样描述他：“高个子，棕红色的头发，极为坦率，风度翩翩。”在韩国汉城报道期间，他在一次吃饭时碰到了爱德华?哈里曼，这次会面改变了他的生活。哈里曼当时已控制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太平洋邮轮公司，这在他看来是当时环球运输系统中首要的两条腿。他聘用斯特雷特这个热情的年轻人去赢得关键的中国铁路的连接权。1906年，特迪?罗斯福邀请斯特雷特去白宫，说他正签约招聘常青藤联合会的聪明年轻的大学生，把他们分配到美国国务院的外事处，为美国的海外公司招徕生意。为援助哈里曼的事业，罗斯福派年仅20出头的斯特雷特出任美国驻满洲最繁忙的铁路中心——沈阳的总领事。他是当时长城以北唯一的国务院代表。
当时，满洲被绘声绘色地描述为亚洲的斗鸡场，日俄在此争夺利益，欧洲列强争夺势力。最能从这个浪漫的交通枢纽中品尝出滋味的莫过于威拉德?斯特雷特了。他是率直的帝国主义者和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难以想象的混合体，他认为美国的金融家们是对抗日俄蚕食满洲的缓冲器。他给美元外交披上了一层利他主义的外衣，并认为外国金融家之间的团结，可以防止任何一国单独剥削中国。这种论点最终被戳穿了——它无非是美国利己的欺人之谈。但斯特雷特年轻、热心，很容易相信自己济世救人的使命。
作为满清朝廷官员的密友，他有着诗人的敏感。他用水彩勾勒出街上一排排的小贩，为一本介绍中国的书籍插图。他一边弹拨着吉他，一边吟唱着吉普林调的抒情歌。他喜欢帝国征服的主题。他的信札娓娓描绘出了异国的形象，说中国是“世界政治的风暴中心”，在这里“差不多人人都是间谍，都在监视着自己以外的人”。1909年，他遇见了美国的最为富有的女继承人之一——多萝西?惠特尼，两年后他们订了婚。她是威廉?惠特尼的孤女。威廉?惠特尼是前海军部长，做烟草、铁道运输和汽车生意，炒股发了财。他的女儿继承了700万美元。她新近当上了纽约女青年会的会长，在中国旅游时遇上了斯特雷特。她野性、浪漫，在这点上他俩正好相配。她回忆起他们在北京“黄昏时沿着城墙散步，眺望着远山在夕阳映衬下泛着的柔光”。多萝西和威拉德?斯特雷特这对夫妇将以好莱坞文雅的闹剧方式冷冷淡淡地度过中国革命的动荡岁月。
1909年，斯特雷特被任命为美国银行集团的代表。他充满着青春的理想主义，因此他在银行集团里的所见所闻使他深感不安。1910年夏天，他在华尔街23号工作，他认为这个号码是个好兆头，因为这个门牌号的数字与多萝西的生日是一样的。然而当他看到摩根银行居然对国务院指手画脚，不禁愕然。戴维森可能对政府的控制感到愤慨，但斯特雷特则不然。皮尔庞特指示戴维森：“你不妨说清楚，我们同美国政府讨论时是想与〔国务卿〕而不是〔助理国务卿〕讨论。”32斯特雷特对此讥讽道：“不难看出这个国家的真正权力何在。”33皮尔庞特如此专横，或许是因为国务卿是菲兰德?诺克斯。作为罗斯福手下的司法部长，诺克斯曾起诉北方证券公司。每当诺克斯想与美国银行集团交谈时，他总是尽职地亲临华尔街23号。
1910年，这项对华事业的贷款已超出了铁路的范围，它贷给中国一笔5000万美元的巨款，用于中国的币制改革。威拉德激动地把这笔新贷款告诉多萝西：“这是历史……而且是伟大的历史——对一个帝国的策略。”中国人拒绝接受关于需要一位西方顾问做中国财政新督察的条款。作为妥协，一名荷兰人被不声不响地安插到这个职位上。1911年，斯特雷特和英国、法国、德国的代表一起，与中国官员签订了这笔贷款。威拉德激动地写信告诉多萝西：“这笔贷款已安排妥当，这样我们实际上规定了中国币制改革的条件。你掌握着操纵大权，为一个4亿人口的国家制定了第一个真正健全的金融体系，想一想，这的确是一项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