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叫养父母

 

我也在黄昏或夜里的车窗上看见站在车上的姑娘们,对着车窗,权当镜子,整理一下自己的头发,有时也会拿出化妆的小盒,补一点妆什么的,有时她们的倩影在霓虹中流彩,其美也不亚于叶子。

第十,电车和地铁还是淫戏空间。虽然在电车上乱摸女人是犯罪,日本人管这种人叫"痴汉",但是与此相矛盾的是,日本有人专写如何当"痴汉"的书,在书店里还很畅销。还有"痴汉"网页,有姑娘在上面津津有味地介绍自己如何遭遇"痴汉",而"痴汉大叔"手法又如何高超,弄得她好生受用,如醉如仙。

我在电车上也曾遇到过一件怪事。那一天我旁边有一个空位,一个身穿雪白长裙的年轻女子坐在了我的身旁,长裙轻甩,一下子盖住了我的双腿,我立刻不知所措:莫非她要引诱我做"痴汉"?正在目瞪口呆之际,我的耳畔突然响起留学前辈的谆谆教导:"日本电车上有的女人装作引诱你去做'痴汉',然后敲诈你钱,最少五万。"那时我刚来日本,打工交学费,五万对我来说是大大的数字。于是我立刻正襟危坐,排出杂念,默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出万难,去争取胜利。"到站以后,我轻轻掀去盖在我双膝上的雪白长裙,下车奔赴打工现场,走在路上,我信口胡唱了一句:

"就像蝴蝶一定要经过蛹的挣扎,

才能得到一对翅膀坚实如画。"

不要叫"养父母"

太阳带着睡意,刚才爬上树梢,辰巳公园的草地上就出现了我们一群乌合之众,穿着被草浆、泥浆甚至狗粪污染得比迷彩服更加花哨的衣服,像一群残兵败将,却都兴高采烈。大家手持自动除草机,一阵狂挥乱舞,刚才还是绿草茵茵的一片,转眼间变成荒山秃岭。

我们一伙中国人包下辰巳公园每年从五月到十一月的除草工作。负责这项工作的日本老头儿,和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他的老板几次和他商量是不是换一下人,他总是说:"我用惯了这些中国人,换了人,我会不习惯的。"

到了休息的时候,我们就钻进灌木林,讲流行于中国和流行于日本的各种下流笑话,刚才还齐刷刷地坐在那里,转眼间笑得人仰马翻。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也有一群日本公司的人坐在那里休息,他们也是来打草的。也许是由于长幼分明吧,他们在那里正襟危坐,不像我们欢声笑浪。

中午,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中华料理小店,继续我们的下流故事。好像为我们的故事和笑声所吸引,对面桌上的一个人走了过来,他是另一个来打草的日本公司的员工。

"你们是中国人?"他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问道。

"是啊!您是哪里人?"

"我是山东人,是遗孤。"他高高的个子,黑红的脸膛,眼角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真是一个典型的山东大汉。他看到我们似乎感到异常亲切,就把他的份饭端到了我们的桌上,和我们攀谈了起来。

"您在山东还有什么亲人吗?"我问。

"我是老大,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父亲死了,母亲还活着,已经八十多岁了。"说到这里,他望着窗外,眼睛里充满深情,像是要掩饰什么,忙着喝了一口水。他沉默了片刻,表情突然变得非常严肃,认真地问我们:

"你们说世界上哪个国家最好?"

"哪个国家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我说。

"要我说中国最好。"他说。

我们都有些吃惊,因为我们这几个人没有一个人认为世界上数中国最好。

"那为什么你还回到日本?"小胡说。

"我是没办法了,入了日本国籍了。"

他又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世,说他只知道他的日本生母把他放到了一片草地上,后来是他现在的中国母亲把他抱走了。

"你回日本,认你日本的母亲,也做了血液鉴定吧?"老王突然没头没脑地问。

"可不是,本来我有证据,我的日本母亲扔我时在我身上缝了一块白布,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拿着这个证据回日本,可他们还不承认我,又验我的血,验我母亲的血。你说为什么人回到自己的国家还要验血,好像我是个骗子。"

他叹着气说,目光变得非常迷茫。

"我们哪里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回到中国也要验血,和你不同,是验我们有没有爱滋病。不过你要是回中国就用不着验血,因为你现在是日本人。"小胡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

"你在日本混得不错吧?"老林问。

"我日语不好,他们不把我当日本人。开始我说我是日本人,和我一起干活的日本人都不信。我把护照给他们看,他们把护照翻过来看,倒过来看,然后就嘻嘻地笑,后来我就干脆说我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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