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满10岁的时候，1945年深秋，有一位父亲从前的学生李树棠先生，从城里专程寻来，告知日本投降的大好消息。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带着姐姐和我，到祖母坟上祭扫。说嬷嬷没等到这一天，知道了也会高兴的。说现在要准备上路，回远方的家乡去了。在山里长大，我觉得山里就是家乡。知道要走了，有点儿惋惜。但是我也相信，那边必会更好，要不，干吗急着搬家。
回来吃过饭，父亲就和李树棠一同走了，说先回去看看。从此他常在两地之间来回。学校的事，交给了高志良。家里的生活变得忙乱起来，大包小包的，准备搬家。我无须忙，但还得照常上学。放学回家，还得照常放羊。还是阿来，那只高大的香灰色公山羊。
三年前，大姐出嫁那时，家里人来人往很热闹。有人说要宰羊，我偶然听到，大吃一惊，连忙牵了阿来躲进树林。大人们找到我时，我坚决不肯回家。直到他们答应不宰羊才罢。所以我们家一直有阿来。后来我们不关它了，把项圈也去掉了，它就在屋里屋外自由地走动。当我们坐下时，还常常要过来舐我们的手，吃我们放在小桌子上的花生米和炒黄豆。
它好像知道有狼，从不离家稍远。我每天放学回来，陪它到山坡上吃一阵新鲜草，已经成了习惯。
现在我们要走了，带不走它，那边也没处放养，在上路以前，给它拴上绳子，牵给了村前头的一个孤老婆婆做伴。老婆婆用豆饼喂它，它不吃，要跟我们走。我几次回头，它都一直望着我们，一动不动，绳子拉得很直很直。
我们很难过，决心不管怎么样，都要把阿狮带走。阿狮是山乡的土种狗，没受过训练，但极忠诚勇猛，六七年来已经成了我们家庭的一员。逢年过节，大人按照风俗习惯给我们分发节日的食物，像除夕的元宝肉，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之类，都必有它的一份。
走的那天，村上人用独轮车帮我们把东西推到沛桥镇，在那里上船。时已岁暮，寒风凌厉，浪涛拍岸，船摇晃得厉害。阿狮怎么的也不敢上船。我们强行把它拖上跳板，它抵死不走，一放手就跳回岸上。折腾很久，最后父亲把它抱上船按住，船家拆了跳板，它才安定下来。湖上浪很大，我们都晕了船。它也躺着不动，不吃不喝，想必也晕了船。
进城后，我插班上学，同城里的孩子们不合群，打架、旷课、留级，坏名四播，独往独来。只有阿狮，一直是我真诚的好朋友。小学六年级时，我写了篇作文《我家的狗》，老师看了直摇头。但我自己喜欢，投寄到《中央日报》的《儿童周刊》，居然花边刊出。稿酬是一本连环画册，《木偶奇遇记》，极有趣。
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沿河一带人家，家家住满了解放军。阿狮天天吠叫不息，终于被一个兵刺死了。那天我放学回家，没有阿狮扑上来，感到怪怪的。一听说就大哭大闹，扭住那个兵不放，用脚踢，用头撞，还咬破了他的手。他不还手，努力挣扎。别的兵捉住我，放走了他。我动弹不得，感到自己在索索地抖。父亲、母亲、二姐三个人合力把我拉进房间，堵住门不让出去，我还是抖个不停，牙齿格格直响。
晚上，进来四个兵。一个是住在我们家的，他介绍那三个人：钱参谋钱志龙，二连长邹鸣章，三连长刘仁田。他们说他们是来赔礼道歉的，已经批评教育了那个兵(说了个名字，我没听清)。说一个人不好不等于大家不好，大家是好的，队伍是好的。二连长来拉我的手，我把手藏到背后。他又问我爱不爱打枪，说可以教我打枪，我不答。二姐代答说我爱画画，特别爱画大画。他们说他们正好要画宣传画，纸、笔、颜色都有，画多大都可以。说要请我到连部去画，问我可愿意，我不答。钱参谋说，不反对就是同意了，星期天再来请。我相信他们是一头儿的，决心不去。
但我很想画大画。星期天，跟着通讯员去了。按照他们的要求，把一幅报上的木刻版画，放大到两公尺高。画是黑白的，一个兵背着枪迎面走来，下面用红色写着"将革命进行到底"几个大字。贴在街心里，都说画得好。我不快乐，心里怪怪的：不知道这是不是，背叛了最好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