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抚工作进展顺利，杂志却出了问题。王中军办完辞职，不到10天，出版局出了红头文件，判定杂志是‘非法刊物’”。创业未成，王中军先失业回家，“每天看着老婆、岳父、岳母去上班，自己却只能呆在家里，心酸啊……”一起办杂志的朋友们觉得对不住王中军，想方设法找些“零工”，让他发挥特长：好封面20元，插图15-20元，最好挣的是小人书，一本能挣1000多，一个月画一本。随后，他“拍明星挂历”、“拉广告”，一年能挣到30万，拥有了第一部汽车。
中国电影业的“大腕”：王中军
当中国向西方敞开大门时，也许没有料到基督教的思想、萨特和弗洛伊德的哲学和“资本主义”流行音乐的个人浪漫主义也会通过敞开的大门进来。事实上到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具有世界眼光的一代城里人已经出现。日子宽裕起来，王中军想到了出国，“自己定两个目标，一拿到一个学位，二回国前要攒足10万美金。”
1985年，如果先跳出民营经济发展的圈子来审视整个中国社会，那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出版的应该值得我们记住。书中提出的“龙虫说”：“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中国人窝里斗天下闻名，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做不过日本人，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缺少团结的细胞”，可谓一针见血。刺痛了许多中国人的心，也刺激了许多中国人的反省。
多年后，一个外表憨厚的企业家以自己象棋式的经营方式，挑战柏杨的观点，并崛起于中关村――这个号称中国商业竞争最惨烈，企业死亡率最高的地方。
这位企业家要求公司的员工不准勾心斗角，甚至与竞争对手之间也要和平相处。他归纳出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是“麻将思维”，而老外是“桥牌思维”，前者讲究互相拆台，后者需要相互配合；他总结出“六赢”理论，意思是做生意应该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他提出1+1=11，表明合作的力量是质变而不是量变的。
因此，他的企业比其他中国企业更容易被世界认可。当很多本土企业还在用国内利润补贴国际市场时，他已经将一家本不出色的小公司做成为令同行胆寒的重量级企业，大把大把的数着老外的钞票。
贴上“六赢”性格标签的这位企业家叫冯军。
1985年，《中国企业家》创刊，日后包括李东生在内的许多杰出民营企业家都登上过了这本杂志的封面。不过创刊号的封面人物还是当时首钢集团的老总周冠五。此时28岁的李东生刚出任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10月、11月间，他带队到西安参加全国邮电系统的一个订货会。当时TCL刚生产出自己的电话，用摆摊的方式，低声下气地向与会者推荐。最后签下10张订单，订货量还不够此行的旅差费。
这一年，机载火控雷达专家倪润峰入主长虹，多年后此人发动国内彩电内战，被称为“价格屠夫”。内耗后，包括长虹在内，元气大伤的中国彩电业，在与国外品牌抗争中一败涂地。倪润峰家乡山东，张瑞敏任职青岛电冰箱总厂(海尔前身)厂长。上任伊始，他做出惊世之举：召集全厂职工把76台不合格的电冰箱全部砸毁，三年以后，海尔捧回了中国冰箱行业的第一块国家质量金奖。
北京，中科院下海一年的科技工作者柳传志出现在IBM公司PC代理商的招标会上，坐在最后一排的他表现得诚惶诚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