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肯所举的理由说服了犹豫不决的高级编辑们，不过还要得到周刊总编辑格伦沃德的首肯。格伦沃德提了几个问题：邓小平的政策会不会失败？人民的支持有什么征象？得到的回答是：中国人民支持，高低潮也许会出现，但是回到“文革”时代却不可能。中国农村新房屋的建造是人民生活改善的明证之一。“好，就用邓小平吧。”格伦沃德下了决心。而邓小平语录之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也被摘登在了《时代》周刊之上。
如果说，邓小平是当年年度的国际风云人物，那么在国内企业家中万冠华和姜维的风头则是无人能及。1月23日新华社福州电，“农民企业家万冠华最近被福建省闽侯县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批准任命为副县长。”
万冠华1962年创办双龙工艺厂，初期资金180元，工人7人。“文革”中，工厂几乎人散厂毁，几经起落。直到国务院颁发《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双龙大队把工厂的人权、财权、生产权完全交还给了万冠华。他设置了50多名推销员，一方面推销产品，另一方面收集全国小商品信息，形成一套信息网络。在市场上许多厂家因材料缺乏停产一些民用产品时，万冠华反其道而行，利用替代材料予以填补并独家生产。锈花圈和羊毛针产品，曾创下了全国总产量的一半或近一半的记录。他还制定有关生产、销售、成本等管理制度，出台了100多条奖惩条例。自己严格自律，对亲属更是严格要求，有亲戚在推销产品中弄虚作假被开除。重新回到万冠华管理的工艺厂，一年能签订近万份合同，产品甚至远销英美国际市场。但九十年代初，万冠华盲目强力扩张，致使企业高筑债台。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产品技术含量提升，工艺厂的产品失去竞争力而淡出市场。为偿还不良贷款本息，工艺厂破产，万冠华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年春天，为了有一个法人身份，从而能与港商合资，姜维坐上了去北京“找政策”的火车……
五年前，大连市文化局接收了400多名回城人员，营级干部姜维是其中之一。在等待安置工作的8个月，姜维感到了烦躁。他想自己做点小生意。想法一说出来，姜维的父母坚决反对：“好人都有工作，没工作的人才干个体户”。一直到冬天，姜维才说服父母，借了妹妹当临时工挣的400元，买了台“海鸥”相机，在大连市动物园的门口摆起“照照看”照相摊。
上世纪80年代初，姜维在公园门前摆“照照看”摄影摊。
第一天挣了三元，可仅81年劳动节一天就挣到了500元，顶普通工人两年多的收入。虽然钱挣得不少，姜维却得不到理解和尊重。两个不满20岁的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随便找点茬，就能像训儿子一样训他。个体执照动辄被没收，再求爷爷告奶奶要回来。1983年严打，一句“净化城市”，姜维们像尘土样被清出营业场所。斯琴高娃到大连拍电影，约姜维见面。他很想但没去，“想到高娃已负盛名，自己却是个体户，心理有隔阂。”
1983年8月30日，姜维正在吃晚饭，收音机中传来胡耀邦的声音：“从事集体和个体劳动同样是光彩的，因为你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泪水瞬时冲出眼眶。第二天，姜维和几个认识的个体户买了登载胡耀邦讲话稿《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大连日报》。几个人停下生意，坐在一起读报纸，边读边哭。路过的行人感到奇怪，走过来问怎么了，姜维抬起头说：“胡耀邦说我们是光彩的。”“从那天起，我开始激动万分地活着，终于觉得活着有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