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是在用思想挑战中国主流文化信奉的“学而优则仕”，而清醒过来的潘石屹和梁稳根则是在用行动实践着“学而优则商”。
1984年，潘石屹被学校分派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作为单位里，少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他博得领导赏识，被确定为重点培养的对象。单位新分来一位女大学生，潘石屹带着她领办公桌。这位同事对分配给自己的桌椅十分挑剔，挑了一个小时都没确定。潘石屹劝她凑合着用，对方却非常认真地说：“小潘，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要陪我一辈子的。”不经意的一句话触动了潘石屹。想到一张办公桌陪自己一辈子，他不寒而栗“难道这一生将与这套桌椅共同度过？”
潘石屹一个电话打到深圳，找到特区刚开放就南下创业的朋友。朋友告诉他深圳机会多，能赚到钱。潘石屹反问：“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朋友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有钱，你能买很多衣服换着穿。如果你没钱，衣服脏了没得换，只能忍。”这是有人第一次向潘石屹如此直白的解释“财富到底是什么”。
解释的结果是，潘石屹创业的念头像野草一样不断蔓延。春节一过，人啊变卖家当，辞职南下。到达南头关，身上剩下80多块钱，这便是多年后外界描述的潘石屹“创业资本”。没有边境通行证，“80元创业资本”首先是拿出50元请人带路，从铁丝网下面的一个洞偷爬进了深圳特区。
湖南人梁稳根比潘石屹早一年毕业。进入原兵器工业部涟源洪源机械厂后，不安分的梁稳根，经常在抬石头、挖土方、搬机器设备、爬上半空架设高压电缆的工作之余，和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三人讨论国有企业的出路，讨论市场经济的趋势。渐渐地，四人成了朋友。 1984年，梁稳根得到消息说，市场上羊供不应求，一头可以赚20来块钱。于是，还有些书呆子气的这四人，组建了个“贩羊组”，怀揣着宰羊刀、麻布袋和几件破衣服分头去了湘西、常德、甚至贵州的铜仁找羊源。
但是，梁稳根并没有对信息进行分析，待他买到一大批羊才得知，看涨的行情是由于外贸部门跟日本签了一个合同，过了元旦合同截止，价格就会跌。他赶紧把羊以低价卖给了肉贩子，总算钱赔的不多。可在电话机跟大熊猫差不多的年代，梁稳根失去了另外三人的联系。与此同时，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呆在新化火车站一个地下旅馆里茫然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联系不到梁稳根，三人焦灼不安。
终于等到梁稳根发来的电报，电报上却只有莫名其妙的几个字：“羊不要，毛留”。三人百思不得其解。而这5个字被电报局当成特务的暗号，报告到当地派出所。三人被监控起来，一直等到梁稳根赶到解释。原来为节约电报费，梁稳根将“羊不要了，毛中吾暂时留下”省略成5个字。误会澄清，四人得以脱身，回到长沙。
与梁稳根是湖南老乡的傅军，在这一年开始对当官愈发感到倦怠。
在组织村民修枝柳铁路时，傅军父亲意外染病去世，已是校团委副书记的他放弃学业，参加工作成为公社的一名干事。哪知随后，傅军“坐着直升飞机升官”。19岁，当上公社党委副书记，两年后，成了几万人口的公社党委书记。后来上调醴陵市出任外贸局局长，这一年，他26岁。30岁，再次上调长沙，傅军出任省外经委工艺品进出口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已是湖南省委列定的“第三梯队”重点培养对象。“搞政治太难，有40%的时间好像都要去平衡各方面的关系，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去开会，我觉得浪费了很多精力。”似乎看破政治“红尘”的傅军有了换一种活法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