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开放的中国与世界依然还未能同步。陈东升这年大学毕业。有人提出让他到粮油总公司上班。觉得对自己是一种侮辱、一种亵渎，陈东升断然拒绝，“我是要做研究的，怎么可能去经商呢？”与陈东升一样，在人生设计和价值观上，王文京和王中军在刚毕业时，都没有为“企业”留下任何想象空间。
19岁时，王文京毕业选择了北京，被分配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司。从小村庄到省城南昌再到国家首都，空间的转移和人生的裂变使王文京兴奋不已又恍然若梦，“这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起初，王文京对未来秉持着宏大的梦想，满怀热情地投入工作。他的积极，遭到了一些老资格，但在“混日子”的同事的责怪，却也得到了他们不曾得到的荣誉和嘉奖――评上了单位最年轻的先进工作者和新长征突击手，在全局干部大会上作先进事迹报告，当上了财政司的机关团委书记，还晋升一级工资，虽然只有6块钱。
领导的重视、光明的仕途和如鱼得水的工作环境，王文京应该感到知足和惬意。但他总觉得现实与理想间存在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一边是一眼到头的困惑，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未知，“也许有一天我会成为政府高官。可走出校门做公务员一直到老，黑发到白发，将是人生经历的缺憾。”此时，北京以北的中关村正发生着振奋人心的变化：百折不挠的陈春先成为中关村的英雄，后起之秀段永基声名鹊起，泼辣的金海燕声名渐旺，而柳传志和他那有着19个字招牌的“未来联想”也开始有了造电脑的壮志雄心。终于，王文京决定放宽视野，叛离庸常的人生。他选择报考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来突围琐碎零乱的数字生活。命运与他开了个玩笑，当被非第一志愿的“西方会计”录取时，王文京选择了放弃。
机关的经历对王文京来说，也并非完全无用。他结识了创业伙伴苏启强。两人因为都试图把往事变成未来的动力而一见如故。更关键的是，五年机关工作，尽管思想有这样那样的起伏，但王文京“很庆幸自己没有一天瞎混。”他在单位干了两件大事，起草了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会计制度，制度一直沿用到1990年代；后一件是负责实施了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会计电算化工作。实施会计电算化工程的两年多时间里，王文京认识到，会计电算化是一种趋势，同时各单位在自行编写程序，造成大量重复工作。如果有家软件开发商，整合资源，提供软件服务，那将前景无限。他的预测无疑前瞻且准确。后来，推广所涉及会计电算化的单位，都成为王文京的客户。
计划经济机关是最好的单位，市场经济企业越来越重要。基于对趋势的把握，24岁的王文京和26岁的苏启强辞掉工作，到中关村注册了个体形式的“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至于拟定企业名称，两人颇费了一番心思。无意中，王文京看到《经济参考报》上美国一家软件企业提供叫“用户之友”的软件，于是借鉴了一下，取名“用友”。王文京自己讲述，公司注册下来后，他借了用户五万元，买来一台长城0520DH电脑，白天出门做服务，晚上住在9平方米的办公室编写程序，这样度过了创业初期。
王中军是野战军人的孩子。他刚入小学，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天天背毛主席语录，高年级学生斗老师。那段日子给王中军留下的唯一印象是，“校长从毛主席像上跳下来自杀。”动荡的环境，使王中军自小便学会了安排自己的生活。小学毕业，进入外馆中学，他很快就反感这个环境：学生经常打架斗殴。第一学期没结束，他向父亲提出：“我想回农村老家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