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装、夹克衫流行起来，街头单调“蓝黑色”中跳跃着多姿的色彩。英国《卫报》4月14日报道，上海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有一块牌子，写着“出租西服”，迎合了人们喜欢穿外国衣服照相的爱好。
报纸上，有人来信询问该如何看待交谊舞。当上海芭蕾舞学校在湖南演出时，观众对舞台上身穿白色紧身衣的青年男子十分惊讶，在他们看来，这仅次于全裸。而谷建芬作曲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流氓歌曲”的批判声中，唱响全国。
这一年，朝气蓬勃。虽然，央视在播完《加里森敢死队》的第16集后，便停止了后10集的播放。停播给出的理由是：“这部26集的连续剧播放一半时，被认为是一部打斗胡闹的纯娱乐片，没有多少艺术价值而停播。”但是，解冻的中国，开放、蓬勃、昂扬向上成为当年的格调，一切都充满着希望。人心亦如奔腾的河流，民营经济破土而出，呼吸着逐渐松绑的自由空气，焕发出勃勃生机。
年度延伸人物：厚积薄发：刘家四兄弟
民企是粒种子，上面曾经盖着块大石板。后来邓小平挥锤将石板打碎了，那我得赶紧吸收水分和空气，但绝不提出要别人浇水、施肥的苛求。有些困难必须自己承受，有些困惑要自己思考。心甘情愿就无怨无悔。
――刘永行
“三十年曰一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到今天，我们有必要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光辉历程作一个注脚。辉煌是注定的，但是我们同样需要铭记，财富故事也不是繁华都市里高楼大厦的神话，在农村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一样有一群在此发迹的优秀民营企业家。
著名的刘家四兄弟，属此列。
有人说中国的企业家，改革初期靠的是胆量。的确如此，如果没有足够的胆量，即使邓小平挥锤将石板打碎了，他们也没有勇气吸收水分和空气。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刚刚起步。在政策的鼓励下，很多人跃跃欲试。与此同时，四处蔓延的贫穷也让更加坚定了某些人创业的决心。1980年发生在刘家四兄弟刘永行身上的一件事，让他终身难忘：那年春节，还在学校上学的刘永行，家里仅有两块多钱，4岁的儿子要吃肉，买不起猪肉的刘永行买了一只鹅，不想被高兴坏了的儿子不小心放跑了。儿子哭闹着要吃肉，被逼无奈的刘永行开始修收音机挣钱，几天的工夫竟挣了300多元，儿子有肉吃了，刘永行的学费也有了着落。而正是刘永行的这次“外快”，让刘家四兄弟看到了创业的曙光。
1982年，刘家四兄弟陈育新（本地农业局技术员）与老大刘永言（在成都一家军工企业计算机室工作）、老二刘永行（在四川从事电子设备设计）、老四刘永好（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任教）一起，召开了刘氏家族历史上的“四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作出决定：全部辞职下乡搞实业。
创业需要资本，刘家四兄弟创业唯一的资本，是知识和技术。他们卖手表、自行车，勉强凑够了一千块钱。1983年，刘家四兄弟办起了第一家养殖场――育新良种厂。虽然挂着“厂”的名分，也不过是个体户。这一年，全国城乡的个体户已有了近136万，是1978年的9倍。刘家四兄弟也算赶上了经济时髦。当时，中国正流行吃鹌鹑蛋，四兄弟开发出了一套鹌鹑养殖繁育技术，摸索出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再用鱼粪养鹌鹑的生态循环养殖法。科学养殖一下把鹌鹑蛋的成本降了下来，他们开始盈利，成了万元户，养殖厂也开始远近闻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