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血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养猪的收益也越来越可观。有了钱的刘希贵改行做起运输，车队慢慢壮大，他因此成了沈阳乃至中国的第一批“万元户”、第一批百万富翁，沈阳人都叫他“刘百万”。1988年，“刘百万”公司升级为民营企业集团，时任沈阳市工商局局长亲自上门给他送匾。
在没有对个体户有大是大非的定论阶段，当中央的政策还不是那么旗帜鲜明时，个体户会被深深打上“幸运”与“不幸”的烙印。幸运的个体户，相关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瞒天过海，欢天喜地地做自己的小买卖了。不幸的“小商小贩”，碍了不少不开明者的眼，被他们“开涮”也就不足为怪了。作为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开拓了中国多个第一，他本人则几乎见证了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每一步。但在他记忆里，一直念念不忘的是1980年第一次创业的尴尬。
1980年，刘永好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教书。由于职业原因，他是中国较早能看到参考消息的这一部分人，也是较早感受到改革开放信息的人。“那段时间，提到改革开放，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中国的经济将有重大变化，感到了一种机遇正在靠近。”刘永好回忆道。
刘永好兄弟四人，老大刘永言学计算机，老二刘永行善于修理家用电器，老四也就是他自己学机械，生产电子产品不是件麻烦事情。于是兄弟三个动手制作了市面上还没有的音响，取名叫“新意音响”。音响投产需要资金。刘永好想到找生产队合作，“我们出技术和管理，他们出钱，工厂一人一半。”没有想到生产队都同意的事情竟在公社卡了壳。公社书记一句“集体企业怎么能和私人合作？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让刘永好的美梦胎死腹中。两年后，他们几兄弟的创业梦想才最终变为现实。
下层的人民在经济的前行中磕磕碰碰地寻找着被指引的方向，上层的领导也在政策的前思后想中寻找着指引的方向。只是很多时候，他们之间的思考与践行没有在当时形成合力。中国的历史往往是，理论的指导在后来释放出的能量比当时更为巨大。
回过头来，1980年的一些事对后来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怎样大的影响。4月2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人谈长期规划问题时，指出：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之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感到买房合算。不同地区的房子，租金应该有所不同。将来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这或许是国家领导人最早有关住房改革的建议。而二十多年后房地产不但没有赔钱，且还成为中国最赚钱、最暴利的一个行业。
5月5日，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力首位论”的争论在邓小平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的谈话中盖棺定论。邓小平说：“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在此之前，鼓吹生产力还是犯忌的。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经济学家熊映梧在内部刊物《经济学动态》刊发文章，提出一个经过30年思考得出的结论：理论经济学研究中当把研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放在首位。接着他相继在《学习与探索》和《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强调研究生产力的必要性。然而，真正引起震动的却是1980年，熊映梧的《经济科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一文。文章说，“忽视生产力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致命弱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丢掉了生产力这个根本的东西，光在生产关系上面做文章，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走进了‘死胡同’。”在“生产关系不断革命”还没彻底退热的年代，熊映梧的观点，无异是向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公开宣战，立即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支持者认为“首位论”是一大突破，反映了时代的趋势；反对者斥之为“违背了马克思列宁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