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湎了几代的经商意识在刹那间全部被释放出来，一些人重新审视生活的环境，并努力寻找出路：
章华妹领到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5个孩子的母亲刘桂仙开了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
以5块毛料和手表，郑秀康创办康奈；而“河南首富”乔金岭事业先扬后抑，最终自杀，原因至今不明；
科学家陈春先转型为企业家，过程虽颇不顺利，但在“一盘死水”的中关村掀起涟漪；
沈阳第一家民营企业集团董事长刘希贵卖血养猪；
刘永好四兄弟创业起步即遭打击；
图书管理员张跃读到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原版，此书激励他日后辞去公职。
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80年，一个划年代的拐点，正应了此话，似乎沉湎了几代的经商意识仿佛在一刹那间全部被激发出来。一些中国人重新审视生活的环境，并努力寻找出路。
春节前一天，山西省潞城县石梁公社西坡底大队社员刘三则思前想后，写了一副对联：“林业政策暖人心，果实累累富家庭”，横批：“五果芬香”。六年前的除夕，刘三则写了副对联：“苹果梨树栽满院，一年净收二百元”，横批：“林茂钱丰”。不久，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刘三则的果树被没收了三分之二，他赌气写了对联：“树大根深长得旺，开花结果收不上”。
新年第一天，邓小平在茶话会上指出，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80年代我们需要做好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这位伟大的领导人以政治家、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出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远景的历史性蓝图。
1月，人民日报《从农民怕露富说起》，言辞激动地写道：“担负领导的同志一旦有了怕农民富的思想，眼前生财的道路纵有千万条，也是不敢迈出一步的，这怎能带领群众尽快地富起来呢？”
2月，一家居然逃过文革浩劫，“侥幸”经营了二十年的夫妻客店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对象。报纸上说，人们需要这样的“夫妻客店”：北京海淀区八里庄街东口路南有一家夫妻店――八里庄天义客店。客店是乔天民夫妻俩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开办的，至今已坚持营业二十多年……夫妻小店开业二十多年来，以每月平均缴税十元计算，共交给国家三千多元的税款；按每天房客为五人次计算，一年是一千八百人次，二十多年间来住店的，就有四万六千多人次，这该为多少群众解决了无处投宿的困难啊！至于老乔一家，每月能有七、八十元收入，能供养孩子们念完中学，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客店有什么理由不许它存在呢？
总之，鼓励个体户的新闻见于全国乃至世界诸多媒体。《人民日报》为长途贩运是否是“投机倒把”辩护：“允许长途贩运是完全必要的”。北京钱粮胡同的张素珍把三台缝纫机抬进拥挤的卧室，办起了一家私营西服缝纫店。美联社的记者报道说：“她在赚钱，也有点在创造中国经济史。”
北京西城区锦什坊街的个体理发店店主刘万春上了香港《大公报》的版面：北京个人商店受欢迎，服务态度良好，市民称便利。店主刘万春为了一位顾客，一直营业到晚上11点，这在以前的国营理发店是万万不可能的。刘万春1个月的工资据计算是150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厂一个3级工3个月的工资，或者相当于十三级局、处级干部1个月的工资。英国《每日电讯报》甚至为“三轮车又回到了北京”感叹不已：“中国的三轮车，在消失了十年之后，如今又出现在北京的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