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之初，洪肇明穷得连做衣服的裁床也没有。他拆了家里的两扇门板，做了最早的裁床。因为怕工商抓，不敢光明正大地做买卖，洪肇明父子想出各种办法伪装，用鱼篓、木工箱盖在服装上面，用自行车驮着。
终于，创业过程中，七兄弟渐渐分开。老大单干，创立瑞迪?登高和艾格斯顿两个品牌。老三上学、参军、转业教书。老五身体有恙退出企业。再后来，劲霸生产夹克，拥有柒牌的洪家老四、老六、老七，走传统路线，专攻“中华立领”。如今，这两家已经做大各自的企业，但兄弟间仍能和睦共处，逢年过节都会相互走动。
改革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不仅要有“新花样”，更要铲除“旧花样”。同样是在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17日，邓小平同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听取他们对搞好经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6月15日，五届政协第二次会议在京开幕，邓小平在会上致开幕词：三十年中，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的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如果说个体私营经济的放开，牵扯到的仅仅是在经济政策上放开了一条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变得更好的口子。这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长期政策，下面的人不知道，上面的人也是在摸索中看风向。好的话，就不断地豁大口子，不好的话，就收紧口子。但是对于原来的“资本家”态度的转变，牵扯到的就是经济与政治的两根弦。其余的不论，单讲邓小平，以前将他打倒，用的名义也是“正在走的最大的走资派”。可见对待“资”的问题上政治的敏感性有多强。
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6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统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当前应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分。文件下达后，各地摘掉了一批原工商业者的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的帽子。人在重庆，已经41岁的尹明善终于迎来了“平反”的日子，摘掉了压在头上20多年的“反革命”帽子。
尹明善的前半辈子过的很苦。1938年，他出生于重庆涪陵一个小地主家庭。解放初，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因为出身不好，尹明善母子二人被赶到郊外一座荒山上。在一间废弃的茅屋里，他与50多岁的母亲相依为命。
为了谋生，12岁的尹明善借了5角钱，做了一个被人们所不齿的货担郎，卖起针头线脑。但也就从那时起，尹明善的经商天赋得到实践和锤炼：卖针，学会了资金的调用和拆借――他乡下卖针，赚着钱后再到重庆进货。而一个相识的年轻人则先在乡下拿钱收鸡蛋，然后运到重庆卖掉。尹明善和他商量，把两人资金合在一处，这样可以多收购一些鸡蛋，到重庆卖掉鸡蛋后，又可以多进些针头线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