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中立是一种科学规范，价值关联又是一种科学的构成性原则。当社会对初生的非公经济嗤之以鼻的时候，这种价值中立往往能够通过日后社会环境和群众态度的转变获得支持；但当这一群体以一种所谓的“精英阶层”的身份出现，社会以一种仰视的角度观望时，价值关联似乎比价值中立对于历史和个案的解读更为重要。初稿完成时，我发觉内心对那些时隐时现的各路英雄们产生了隐约的好感。
三
后现代思想大师德里达说过：“没有事件就没有历史和未来。”历史意味着什么？历史总是事件的历史，事件构成历史的本身。
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中国》。西方艺术家理解的“为人民服务”势必与中宣部异同，片子毫不奇怪的被以“反华”理由集中批判，虽然究竟有多少人看过并不为人所知。30多年过去，《中国》竟然成了陷入“集体失忆”的中国人了解那个年代相对较为真实的影像之一。
所以，传奇往往会剔除现实的真实，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其实更能让人兴趣盎然或者扼腕惋惜：温州的无名作坊、开店的普通夫妻、中学老师严介和的“家庭作坊”遭到“错杀”，“反革命”尹明善当上英语教师，乔金岭意外死亡、涂景新被误判死刑、唐万新的德隆崩塌于浪漫的理想主义之下……这些被放在三十年就成细枝末节，一旦放在企业家身上则是天大的生死命题的历史事件，在书中将被描述与和记载。而当我以如此高密度、高频率，把被尘封的陈年往事或一再被人们乐道的创业史，搬上纸面时，才发觉自己置身于历史汪洋。但信手拈来，每一个角落都能折射出经济的荣光或者悲怆。
1978年，拉开破冰之旅的序幕，“中国会向何处去”成为巨大的句号。正月，邓小平“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的一句话，让卢志民，这个刚摘去戴了108天“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帽子的生产队长在一穷二白的恶劣条件下建起翻砂铸造厂。
改革序幕并不顺利。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看到经济领域里荒诞的主题：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限在于雇佣工人的数量。1981年，坚冰还未完全消融，改革走起了回头路。投机倒把，演变成轰轰烈烈的经济运动，原本出于维护经济秩序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了对私营经济的强烈打击。1985年，万元户诞生。社会对于个体户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穷得只剩下钱了”是对财富的嘲讽，虽然嘲讽中不难看到艳羡的神情。不易察觉的神情中，是来自经济领域的希望。不过，几年后意识形态风波让苏醒的民营经济再次举步维艰。
改革中的精彩坐标，很多源于时间与空间的碰撞。如果说，前15年，注定某些年份是具有地域属性的，那么1984年当之无愧地属于北京中关村。在那个弹丸之地，寂寥的勇士与无畏的先驱们壮志凌云，柳传志、段永基、万润南、张旋龙……悉数登场。1988年则属于狂欢无度的海南。凄凉而孤独的海岛上机会主义盛行，日后的地产大亨在这里得到了市场的锤炼。潘石屹投靠冯仑，后者创立了万通，尽管万通的名气并没有冯仑这个名字值得媒体大肆炒作；前者创立了SOHO中国，一个难得的企业与企业家同时名声大振的绝佳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