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正外溢进入安全领域，使经济利益同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由于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它们都在拼命寻找新的市场，这必然导致它们将眼光投向亚洲，尤其是中国，因为中国不仅有显著的经济增长率，还有12亿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长的消费者。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带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亚洲所有其他国家的增长，澳大利亚仅在最近才开始意识到其未来发展不可能脱离其地理位置，其繁荣有赖于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牛肉和乳制品注定了进入中国市场，而不是不列颠群岛。欧盟殷切期望解冻已持续15年之久的对华武器禁运，即便这会闹得美国不高兴。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以色列在对华军售问题上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甚至美国的国防部门也意识到，美国的国防工业必须出口，甚至向中国出口，以保证自己的领先优势。据报道，最近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猛烈抨击中国军力升级，没有邻国能威胁到她，两天后他就设法向泰国出售F-16战斗机，能够发射先进的中程空对空导弹（见《拉姆斯菲尔德努力推销F-16》，《亚洲时报》2005年６月９日）。销售倾斜是为了与俄制的苏-30型机和瑞典的JAS-39型机竞争。多年前，在里根当政时期，五角大楼的一位重要技术专家唐纳德·希克斯（Donald Hicks）就向美国国会清楚讲明了武器出口领域开放的竞争。他说：“全球化不是一个政策选择，而是决策者必须适应的事实。”“事实是所有国家的军事装备都在分享同一个全球商业－国防工业基地。”美国士兵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穿的靴子和制服都是中国制造的。即使战争转向了高科技，军靴依然是一种关键物品。
三、不断扩大的财富差距
世贸组织具有148个成员，是处理贸易规则问题的唯一全球性国际机构。其核心是世贸组织协议，也就是多边贸易体制，由世界上大多数贸易国家谈判、签署并由本国议会批准。其声称的目标是为帮助生产者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帮助进出口商管理其交易，而这些是基于如下可疑的立论，即贸易将为所有参与者自动带来同等的收益。人民的福利只被看作是基于如下学说幻想的附带目标，即“平衡”的贸易必然会为每个人都带来相同的繁荣，而这一论断与世贸组织本身提出的贸易条件所制造的事实相矛盾。
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开展了20年，使得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收入、财富差距在不断扩大。自由贸易再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承诺的“双赢”游戏，而更多的是一种“输赢”游戏，领头的富国是赢者，殿后的穷国是输者。国内发展已被边缘化为一种倒霉的对外贸易的牺牲品，只能依赖贸易顺差积累资本。对外贸易和国外投资已成为国内发展的首要动力。这种贸易模式使得那些贸易逆差的国家永远都欠发达。由于美元霸权，所有的外国投资都流向了能够赚取美元的出口部门。即便是贸易顺差的经济体也不能把在贸易上赚来的美元用于国内发展，因为它们被迫持有大量的美元储备以维持本国货币的汇率。
2003年9月，世贸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富国拒绝了穷国提出的请求：彻底改革残害第三世界农业的农产品补贴。坎昆会谈失败后，将多哈回合谈判扳回正轨的努力也受挫，由美国牵头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在全球复苏的危险。2003年10月13日，拉里·艾里奥特在《卫报》上报导了2003年坎昆部长级会谈的失败：“全球化的话题都围绕着民主、自由贸易和共享科技进步的收益。而现实是精英分子的统治，重商主义和自私自利。”艾里奥特注意到会议进程充斥着自相矛盾：在一个人力资本应被看作是国家的新财富的世界上，为什么劳动力还会遭到如此轻视的对待？
在坎昆会议上，马拉维商业和工业部长山姆·姆帕苏（Sam MPASU）被问及其对贸易自由化收益的看法时，他干巴巴地回答说：“我们开放了本国经济。这就是我们卧病在床的原因。”姆帕苏的评论总结出了书写全球化规则者和无能力抵制全球化者在观点上的巨大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