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12月15日做出了足额的偿付，但法国却拖欠了债务，声称推迟其偿付是胡佛的延期偿付计划的“正常的、公平的、必要的继续。”让美国官员感到恼怒的是，在他们看来，法国不同于英国，它有钱而且原本能够支付，但它却没有选择支付债务的政策。英国从未如此绝对地对待债务问题。它谦恭有礼地请求宽恕债务，而不是专横地坚持要求宽恕债务，似乎宽恕债务根本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一样。法国的下议院“授权只有在美国参加旨在调整所有国际债务的国际会议时才进行偿付。”前引书，第85页，以及《首次新政》，第38页。以其在美国人看来如此令人愉悦的“良好举止”，英国展示了那些法国人恰好想避免的行为。不过，赫里欧（Herriot）总理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在他未能说服下议院追随英国的路线时，他的政府垮台了。但在通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理上，另一个步骤正在采取当中。
12月16日，威廉斯—代伊报告（WilliamsDay report）被提交给了莫利和塔格维尔，这份报告是为胡佛所打算召开的洛桑会议的后续会议而准备的。莫利“很震惊”地看到，这份报告采取了与罗斯福和国会想给予国内市场优先地位的立场完全相反的立场。它“表明专家会议将达成国际主义者的议题——回归国际金本位、大规模削减国际债务以及与新政的国内计划的启动完全矛盾的国际‘合作’安排等等方面的计划。”莫利：《七年以后》（1939年版），第86页；亦可参见《首次新政》，第39页。罗斯福认为国内的恢复必须优先于国际方面的考虑。治愈萧条的不是外贸的复苏，而是国内的经济重组——新政承诺将带来的重组。
听到从日内瓦传来的消息，说“威廉斯教授指出，他个人认为债务问题的解决是美国所能为这次会议做出的最大贡献”，莫利觉得“伤心透顶”。威廉斯的这种态度让他担心，欧洲可能会在任何这样的国际会议上成功地蒙蔽美国。“实际上，我们对这次会议会出现什么结果考虑得越多，它对于美国的重要性看起来就越低。”因为这次会议的议题“不可能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实在的利益。”那么到底为什么要去参见这次会议？为什么不简单地要求继续支付债务？“在1932年到1933年之间的冬天，我们的问题是让它们清楚地明白，我们看到发生了什么，而且我们拒绝被它们占上风。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对它们在这个国家里的同情者的努力进行抵制，这些人试图说服我们，在债务、世界经济恢复和裁军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前引书，第95页，第87页以下。
12月17日，胡佛给罗斯福发出了一封长长的电报，指出“债务与在经济会议上将提出的其他问题之间是密不可分的，而这次会议应该尽快召开。”他重新拾起他在他们之间11月份的那次见面上提出的观点，再次敦促罗斯福与他一起组建一个委员会，从而在削减政府间债务水平上取得进展。莫利：《首次新政》，第39页以下。参见胡佛：《回忆录》第三卷，第185页以下。
但罗斯福不愿妥协，所以，两天之后，也就是12月19号，胡佛觉得他自己有必要向国会宣布一条特别消息，即政府已经拒绝同意欧洲所请求的延期支付，“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做就等于是在实际上破坏了协议的原则和精神；这样做就是放弃我们与每个国家分别处理这些债务的国家政策；这会导致这样的局面的出现，即债务会被看成是德国的战争赔款和赔偿的对应物，因而不仅会破坏这些债务各自的性质和义务，而且会变成德国战争赔款向美国纳税人的事实上的转移；如果不考虑这些损害经济恢复的破坏性力量的话，它就不会缓和世界局势；除非有明确的赔偿，否则要求美国人民做出进一步的牺牲就是不恰当的”《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2年》（纽约·1933年版），第177页和第172页。。
罗斯福在这一天对胡佛宣布的消息做出了答复，他重申他“认为对裁军、债务和经济关系这三个问题要区别对待，”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让这次经济会议淹没于“与裁军或债务问题有关的会谈当中。它们与经济关系这个问题‘有联系，但不是同一个问题’。”正如莫利所指出的，英国人“如果可能，想确立这样一个理论，即除非债务问题得到了解决，否则不可能就其他经济问题达成一致。但我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英国人试图占我们上风的这一很自然的企图，与此同时并不真正地赞成这个企图。仓促地参加这样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其他参加人甚至在英国人提出这些建议之前就鼓吹这些建议的主旨，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所有的谈判都应停下来，直到3月4日强大的民主党国会建立起来、不受这些国际主义者的英国崇拜之时。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