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收到外债偿付所引发的通货膨胀性货币创造，部分地压低了美国的利率。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很正常的，信贷的膨胀首先出现在货币和资本市场上：在商品的价格开始上升之前，股票和债券的价格被显著地抬高了。到了1928年，近百分之三十的银行资产被用于经纪贷款，为股市投机提供融资（只要求百分之二十的预付定金，而受到优待的客户只要提供其股票价格的百分之十作为定金）。“由于通知贷款的利率远远超过其他的市场利率，资金从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金融中心被吸引到纽约的股票市场中”，其中大部分都是以短期资金的形式被吸引过去的。这成为限制美国对欧洲——特别是对德国——的新贷款的主要因素，而没有了这些贷款，欧洲就无钱支付美国的出口贸易。而没有了出口，就不会有美国的繁荣，至少美国不进行重大的经济调整就不会有繁荣。甚至在赢利能力随着这一情况的发展而受到了威胁时，股票和债券的价格依然剧增。“在股市的繁荣趋于结束时，新发行的普通股股票的数量是惊人的——1928年是21亿美元，而1929年是51亿美元；相形之下，从1921年至1927年总共只有33亿美元，而后来在1961年的战后高峰时期也只有45亿美元（265亿美元的‘净差额’）。”约瑟夫·S戴维斯：《1919—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巴尔的摩：1975年版），第100页以下。
世界均衡由此而受到了美国的投机性繁荣的削弱。“美国投资者从外国的债券转向了美国的股票，因为后者才是取得最大收益的地方。股票价格的上升将欧洲的资金带入了美国的市场。借贷的停顿导致了以黄金来平衡国际收支账户。综合的结果是迫使外部世界之中信贷的收缩，这破坏了黄金的价格。一年以后，国际市场上黄金价格下降得如此之快，以至这削弱了债务国的地位。这反过来又迫使信贷进一步收缩，导致价格和信贷在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中急剧下降。1928年开始出现在世界边远角落的萧条在1929年至1930年年间来到了美国和欧洲。”《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3年》（纽约：1934年版），第xi页。私人资金越来越从外国股市流入美国的股票市场。这解释了为什么欧洲的股市在美国股市之前到达最高点。“在国外，柏林的股市在1927年春到达最高点，伦敦和布鲁塞尔的股市是1928年的4月和5月，东京的股市是1928年的仲夏，瑞士的股市是1928年的9月，而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股市是1929年的年初。”直到1929年9月以前，美国的股市都还没有转而向下；而在10月24日的黑色星期五之后，纽约市场的崩盘进一步加速了海外股市的下滑。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在11月份指出：“华尔街的投机不再是一国的问题，而是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对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的影响是最大的。”戴维斯：《1919—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巴尔的摩：1975年版），第198页和101页，引用《经济学家》1929年11月7日一期（第1069页以下）。
事实上，股市崩盘及其后果对美国经济及其金融市场的影响是最为严重的。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由于其国民收入和财富的相对规模较大，美国经济受国际金融和贸易反复无常变动的影响程度要比其他国家小很多，但美国在金融上的各种做法导致的债务堆积要比其他国家高出很多。支票账户在美国比在国外用得更多。此外，美国实行多年的放松银根政策，在1921年至1929年年间催生了消费者债务和担保贷款、抵押债务以及几乎所有形式的信贷的三倍增长。银行现在要回收这样的如金字塔般堆积的债务了——而这时大部分家庭和农场的抵押贷款正在进入每三年一次的续展期，从而在股市的追缴保证金通知发出之后引发了大量的抵押品赎回权遭到取消。
美国因此而成为一个主要的、由它自己对盟国间债务问题不妥协而造成的牺牲品。它的国民收入（从1929年的900亿美元的水平）在1931年减少了200亿美元，“仅仅在一年的时间里就损失了达三倍的欠它的战争债务的全部资本值，以及达到近80倍的一年年金的总和”。劳合·乔治：《有关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的事实》，第125页。它的出口和国内税收收入相应地下降了。欧洲可以从美国投资者那里无限地借入资金、从而以可行的方式清偿其战争债务和赔款的幻觉由此而破灭了。“实际发生的，是它们是靠一个高得越来越令人眩晕的私人债务金字塔才得以支撑的。这是一座只有在它堆得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才能维持不倒的金字塔。到了1931年的6月，整个这座金字塔都倒塌了，并且哗啦一声带倒德国的全部公共和私人债务。”《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3年》，第1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