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与猪头
飘荡的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飘动的是蓝底黄十字的瑞典国旗和五星红旗，飘洒的是黄玫瑰和白玫瑰的馨香。2009年11月，这是瑞典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进入深圳的开工仪式现场，优雅、温馨的情调和气氛，充满了欧式风情－－直到一转头，猛然看到角落里赫然摆放的一个猪头。
宾主觥筹交错间的是白兰地；尽管邀请的大多是来自中国各地的重要客户，但照顾到“主人”的身份，当天活动的“官方语言”全部是英语。在主持人的致词中，她向瑞典的这些嘉宾们介绍说，在开工仪式上摆放猪头并向其行礼，是广东一带的风俗，预示着能够给公司带来财运。而更加激动人心的一幕，是该公司一位金发碧眼的总经理，手拈三炷香，在众多西装革履仪表非凡的嘉宾注目中，毕恭毕敬地对着这只猪头连连鞠躬。
虽然回想起来有些滑稽，但实际上，这样的一幕已经不算是新鲜了。在深圳做记者的几年里，参加了大大小小的开业仪式和庆典，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企业，都会上演类似的活动－－不过绝大多数还是舞狮，拜猪头相对比较少。而放到100年前，这些仪式和风俗，或许被心理优越的西方人看做是“未开化”的荒蛮之举。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服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这是英人军官F.A.Lindley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的描述。而同时代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在他的小说《白与黄》以及《黄手帕》中，对当时大批涌入美国却从事铁路工等血汗劳动的华人进行了漫画式丑化。而从当年的鄙视、漠视、坚船利炮的进攻，到今天对于一个猪头的顶礼膜拜，态度已经是180度的大转弯。
大学里学习外国经济史，第一节课老师列出必读书目，第一本书就是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时至今日，“文明的冲突”仍然是各个国家出现矛盾（其中相当多数是商业纠纷）时搬出来的解释词。《时代》曾让我们的一位前国家领导人穿上了LV的服装，在他们觉得好玩的时候却招致不少国人的斥责。有时候，这种文明的误读更多的需要时间来抚平，在吴晓波的《激荡30年》里记载了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些有趣细节，1978年一个外国旅游团在兰州被10万兰州人围观；1980年夏天游故宫的人竟然不看国宝和宫殿，只为了围观外国游客；1978年法国人皮尔·卡丹走在北京长安街上，引来清一色样式服装的中国人的诧异目光……经历了若干年的封闭之后，国人重新从外国人的蓝眼睛中审视自己。而到今天，外资“超国民待遇”的优惠已经被取消，众多国际企业纷纷挤进中国市场，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更是被看做拯救世界经济的一根稻草。
希望这些国外企业，不要犯几百年前他们老祖宗的那种想当然－－鸦片战争后，英国商人曾以为打开了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而欣喜若狂。当时英国棉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的商人曾估计，中国有4亿人，哪怕只有1亿人晚上戴睡帽，每人每年用两顶，足以让整个曼彻斯特的棉纺厂机器日夜加班而瘫痪。但当他们把大批的洋布运到中国却大量滞销，因为中国人没有戴睡帽的习惯，衣服也用自产的丝绸或土布。尽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中国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并没有被摧毁，洋布在中国并没有市场。
今天的外商，在向一只猪头低头的时候，是否已经在重新盘算了呢？
（徐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