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总体经济目标是在2010年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但是政府并没有就具体步骤给出详细说明。越来越自由的经济环境使人们可以参与其中并且从中受益，而且使人们保持了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动力与热情。
邓小平重申中国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避免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大巨变，毕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可能还回响在许多人的耳边。
1976年之前，中国所有的企业都由国家管理。人们理解他们自己只是国家这个大项目中的一部分，互相之间没有阶级与身份之分。无论是在国企还是公社，人们都习惯于执行命令。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就是解放思想。只有人们学会独立思考之后才会有个人目标，才会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这些个人目标都必须以一个大目标为前提：“消除贫穷落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为中国人民设立了一个大的框架，人们可以在其中自由发挥。改革的最重要关注点就是发展经济。
这与苏联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没有营造一个良好大环境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雄心从经济扩展到文化、农业、教育、社会福利和政治领域。他没有通过设立适当框架引导人民，使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也没有听取自下而上的建议，因此改革失败、苏联解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邓小平对于改革的看法就务实多了。他是循序渐进、依靠集体力量来实现的。在全国性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邓小平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了共同建设现代化。摒弃盲目的教条主义，用“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局面令人非常担忧。不管是森林还是树木的状况都不怎么好：营养不良、士气低下，解放思想的号召给了人们“出水才看两腿泥”的活力。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很贫困，工作效率非常低。就像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那样，集体农业的状况尤为糟糕，国企濒临破产，私有企业根本不存在，科学技术也落后世界好几十年。难怪在1978年3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邓小平大声疾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由于邓小平所提出的新框架以及他对教育和商业的态度，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数量激增。这是多么大的转变啊，要知道，在此之前他们唯一能追求的目标就是融入工人阶级。
邓小平提倡市场经济的想法并非不受质疑。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称他为“走资派。”但是，资本主义并非中国从西方借鉴的第一项事物，马克思主义同样来自于西方。也许邓小平对于西方的包容心态与他在法国留学的经历有关，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他的务实心态可能更重要，正是这种心态使他能够借鉴资本主义中的积极因素。“走资派”这顶帽子实在有点委屈他了，他也不会沿着西方足迹走。他只是借鉴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现代化。他逐渐意识到，中央集权只会妨碍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