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朋友王巍，一位成功的中国商人如是说。他来自中国一个普通的城市家庭，是家中的长子。1978年，高大英俊的王巍只有17岁，正散发着无限青春活力。和其他在1966到1976年间下乡的1200万学生一样，王巍接到通知，要求他离开学校，前往位于中国东北辽宁省的一个小山村工作。虽然这与自己的梦想相差甚远，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仍然满怀抱负努力工作，并且收获了应有的回报。这种时期尤其需要组织和领导才能。他很快就脱颖而出，结束了种地和放羊的日子，成为一位领导着近1000个农民的生产队长。
在这种全国性的“再教育”运动中，后来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当时被派往上海一家汽车工厂做装配工人。着名导演陈凯歌在北京读完高一之后就被派到云南一家橡胶农场。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南京大学副校长在文革中失去了当时社会学系系主任的职务，变成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工。约翰在犹他州也有过类似经验，因此很清楚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当被问起自己为砌砖工搬砖头、递石灰泥的感受时，这位副校长说：“这在当时似乎是个好主意。”
1978年，中国变了，“好主意”的概念也变了
为了扭转中国这个濒临破产的大企业，邓小平必须要解放、而不是禁锢人们的思想。在改革初期，18位因绝望而无畏的农民在摆脱教条思想的禁锢之后大胆地迈出了改革的第一大步。本书将在第二章讲述关于他们的故事。邓小平的改革需要调动基层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他支持了这些农民的农业改革。很快，各领域都呈现出了精神解放的繁荣景象。大范围的教育改革也逐渐开始了。科学、艺术和社会领域都在越来越自由的氛围中开始探索。艺术家们不再单单为了赚取报酬而工作，不再局限于传统书法或者宣传品的创作。当时可谓是新的价值观和个性化创作的黎明。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中国的艺术家们开始专注于自己的作品、思想，用作品抒发自己的情怀。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思想解放队伍中的先锋。
但是，走在最前列的并不只是艺术家们。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不甘落后，其中也包括朴实的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