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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格林柯尔成功登陆香港创业板，在IPO中募集了5.45亿港元的现金；一年后的2001年7月，顾雏军通过减持套现3.1亿港元。
这套现的3.1亿港元入了顾雏军个人的腰包，而当时IPO的５亿元现金则是上市公司的，属于公众公司的现金，完全不能私自挪用。当然，这仅仅是法律规定，顾雏军握有上市公司69%的股权和天津公司87%的股权，可以说，牢牢把握着公司的控制权，他要把钱“挪”出来，谁又能拦得住呢？况且当时格林柯尔账面上的现金多得很，竟然占到公司总资产的64%，一般的生产经营压根儿不需要这么多的现金，这说明格林柯尔的实际控制人顾雏军“有机可乘”，有条件直接挪用这些资金。事实上，只要精通上市公司财务的人都心知肚明，“直接挪用”现金是大股东神不知鬼不觉使用上?公司现金最简单的办法。
无独有偶，在顾雏军入主后的科龙公司，与格林柯尔一样账面趴着巨额现金。彼时科龙公司账面现金达到了23亿元，已经远远超过正常经营所需，与国内同行业同规模的企业如格力、美的相比，账面现金令人难以置信地超过别人3至4倍。然而，尽管有如此巨额的现金在账上挂着，而科龙却出现了只有在现金短缺时才会有的大量票据贴现融资现象，这不得不使人怀疑，科龙的巨额现金也有被挪作他用之嫌。2002年至2003年，正是顾雏军大张旗鼓收购美菱、吉诺尔、远东阿里斯顿、上菱、小鸭、扬州亚星、ST襄轴等企业的关键时期，如?这般“大手笔”的系列资本运作，在大陆尤其是家电业十分罕见，现金的需求量无疑是巨大的。而顾雏军先后耗费10多亿元巨额资金，通过自己的私人公司，短时间内接连收购了这些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他私人公司的巨额资金来源，也就和上述的挪用嫌疑有了某种关联。显然，获“瓜田李下”之讥的顾雏军，根本无法撇清人们对他资金来源的质疑。
“借壳”上市半年后，宋朝弟即向外界透露，原来他们以为只有1个多亿欠款的阿城钢铁，居然有7亿元的“财务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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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初，科利华终于将配股计划端出。这个寄托着宋朝弟“全部?望”的配股计划，最终被证监会残酷地否决。配股计划泡汤后，科利华不甘心失败，只好改弦更张，另寻救命稻草，希望通过增发融资来解救危机。然而，时运实在不济，2001年下半年，中国股市进入了漫漫的“熊市之旅”，股市的持续低迷，使得证监会将增发的口子大大紧缩，当时有300多家申请企业，最终只有不到30家获得了增发资格。科利华不在其列，希望的泡沫再一次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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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随着更多事件的披露，朝华集团和西昌电力等所隐藏的问题逐渐暴露。继此前朝华集团披露16笔涉及8亿元的金融机构及债权方诉讼后，西昌电力再度披露为朝华集团及关联方提供的15笔95亿元担保或其他贷款。5月25日，朝华集团遭遇银行集体逼债，朝华集团多处资产被查封或被冻结。紧接着西昌电力又披露巨额的关联担保，这些担保均为违规担保。
张良宾兄弟编织的“朝华系”的故事，曾在资本市场传为美谈，在此之前一直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不为外界所知。随着“西南第一富豪”的外衣被一层一层地剥去，一个真实的张良宾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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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人士认为，日益严重的“老鼠仓”问题正在成为内地证券市场的一颗毒瘤，对整个行业带来的伤害难以评估。在“制度万能”观念盛行的当?，解决基金“老鼠仓”问题似乎也只能靠制度了。但基金“老鼠仓”根本就不可能事先预防，最多是发现后追罚，而被发现的概率却是极低的，防范“老鼠仓”，更多只能依靠建立在信托诚信原则之上的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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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教授在抨击高盛时也愤慨地说，高盛“长远的贪婪”就是“要干掉一切对手，赢得整个世界”。“其实它狙击中国，除了对赌外……实际上它最终操纵的是经济和民生这两条线，把你给卡死了，你就得听我的”。郎教授的话不禁让人们想起了中国企业如西部矿业、双汇、太子奶、蒙牛、雨润、海普瑞等一些企业，高盛无不渗透其中。还有?家在媒体上呼吁说：“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撕开了高盛们的神秘面纱，暴露了高盛们赚钱并不是那么阳光。作为深受‘欺诈、诱拐、被耍尽手段’的中国岂能袖手旁观！因此，建议对高盛在中国多年来经营状况的合法性、合规性展开调查。”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没有听到有关高盛在中国遭到调查的任何消息，这个幽灵仍然还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中国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