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终于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商机，极佳的经商环境，这些都注定了这片海面将不再平静，也预示着东西方之间建立频繁的商贸联系，将变成一种势不可挡的强大趋势。
这一政策令许多外商都兴奋若狂，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攫取第一桶金。但是，他们合算错了。他们并不了解中国人的实际需求，只是一个劲儿地趁着机会抢占先机，往中国运来了布匹，卧式铣床、龙门刨床、步枪、手枪、普通怀表等在当时的欧洲非常先进的玩意儿。但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根本用不着这些先进的玩意儿，枪支在中国更是违禁品，合法商人不敢贩运，一旦被官府查出来，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还有可能祸连亲友九族，如此以来不但造成了产品的积压，而且还造成了市场的混乱。
因为粤海关设立通商的当年，没有设立专营外贸的机构，在开始只是由朝廷钦派的“皇商”来负责，但是，“皇商”们做生意乏善可陈：他们倒买倒卖，却常常亏掉本钱；他们广签合同，面对源源不断驶进黄埔港的大量外国商船，那些顶戴花翎的官员们却束手无策、招架无方，商船常常被滞留在港外得不到及时的交割；最后，“皇商”们山穷水尽，既没钱也没货，洋商一怒之下拒绝与其交易，转而与没有营业执照的民商做生意。
于是，次年四月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成立经营外贸的专业商行。李士祯还授命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货财素裕”之人（之所以要求申请开办洋行的人要有足够的资本金，为的是保证洋行经营的底蕴和对外贸易的信誉，而不是用其他人的资本去赌博），只要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的白银，并须经地方官府核准，发给证明（行帖），就可以以“官商”身份开展国际贸易。
这样，经营对外贸易就成了一种专门行业，从事该项贸易的行商就具有官商性质，从而形成了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殊制度——行商制度。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山穷水尽的“皇商”退出广州商界，一个新的商人团体开始慢慢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只不过行商们也要接受清政府的管理和指导，并缴纳比“皇商”多得多的各项公私税费。
对于经商者来说，海禁政策就是机遇。对新兴商业来说，大环境被波及，商家不断进驻，才更彰显出城市活跃的消费氛围，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和关注，这就是难得的机遇。因为要想成为巨富，一味坚守“勤俭致富”的古训并非真理，勤俭顶多能够不穷、不饿死，若想累积到一定财富，从这个千年首富名单看来，都得有“权”，不是要有政权，而是要有某种垄断的特权，拥有对外贸易的垄断特权就是机遇。
虽然行商的营业执照，要花20万元的高昂费用才能从官府方面获得，但对外贸易的垄断特权可以保证行商们财源广进。政府公告宣布后，广州先后有10多家较有实力的富裕家族报了名，然后进行了捐银授批，他们是卢继光的广利行、潘绍光的同孚行、谢有仁的东兴行、梁承禧的天宝行、潘文涛的中和行、马佐良的顺泰行、潘文海的仁和行、吴天垣的同顺行、易允昌的孚泰行、罗福泰的东昌行、容有光的安昌行等，史称十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