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到香港
曾子墨特别喜欢纽约，那里很繁华，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可以体会，那里的生活也特别丰富多彩。刚刚加入摩根斯坦利的时候，曾子墨甚至以为自己会在那儿工作一辈子。
和很多初到华尔街的人一样，年轻的曾子墨深爱着自己的工作。在纽约工作的两年是特别疯狂的，也是特别富有激情的。对于曾子墨来说，那是一段特别灿烂、美好的记忆。
她现在回想起来都惊诧于自己当时的疯狂。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曾子墨休息的时间加起来都不到3天。她的时间几乎都在办公室里度过，她把住所安排在离公司很近的地方，走路两三分钟就到，通宵工作之后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然后继续回去上班。那段时间，她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白天累极了，就趴在办公桌上小憩10分钟，然后又开始做数据模型、开小组会议、和客户见面……她最长的一次连着睡了17个小时，没喝水，没上洗手间――真的是太困了。
有些时候，她也会抱怨，可当听到上司、同事和客户的一致赞扬，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时，就什么苦恼都忘了。
那时候，曾子墨比其他同事更努力，经常是同一时间手上有四五个项目在同时进行。结果是，她做得越好就被安排更多的工作，安排的工作越多她也就做得更好。她有时甚至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做得好就做得多，做得多就做得好”的循环当中，觉得摩根斯坦利就像一架运行完美的机器，只要进去，就会随之无休止地转动。于是，她越来越累，但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也就越来越累了……
辛苦是辛苦，但付出终有回报，曾子墨终于成为了摩根斯坦利最出色的分析师。她那个部门竟把她作为榜样又陆续雇佣了很多中国人进来，这让她觉得无比的自豪和骄傲，也让她倍觉满足和具有成就感。作为一名在华尔街独立奋斗的华人女子，曾子墨的心中一直有这样一个概念：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就可以做到最好，自己的任务之一就是做好这样一个楷模。
相比国内很多同龄人，二十四五岁的曾子墨并没有享受到一个女孩子应该拥有的自由青春，她不得不整天泡在统计数据和大量的案卷中。在她和同事们的手中，许多著名的大企业正悄无声息或者轰轰烈烈地改变着自己的历史，成百上千亿美元在他们的殚精竭虑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流动。
一般来说，工作两年是一个坎，大家会重新面临一个选择：可以回去读书，转换部门，继续现在的工作，或是跳槽。摆在曾子墨面前的选择也有很多，但思乡的曾子墨离开中国去任何地方，都会觉得那里不是自己的家。所以，她最后决定离开纽约，去香港分部。
临行前一个月，她的午、晚餐表排得满满的，因为有太多的公司高层、同事、客户和朋友为她送行。欢送会上，大家更是恋恋不舍，“如果可以多克隆几个曾子墨这样的女孩就好了！”
回想那样“疯狂而有激情”地工作着的两年，曾子墨有些后怕但却并不后悔，心里甚至觉得十分值得和感动。她在世界一流公司挣到了难得的实践经验，接触了各类大企业财团的优秀CEO，最好地融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结识了一帮好朋友……“在年轻的时候有那样一段经历，会终生受益。因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断挑战自己，在特别危机的时候学会应对，对于性格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特别有帮助。”回想那段经历，曾子墨依然觉得满足。
“美国是会给任何聪明和努力的人机会的。”曾子墨深深明白，自己身上优秀的部分在纽约已经得到了证明；而香港，离北京近很多，那里变化快、机会多，也许更适合自己。
智慧之四：追随心的选择，从摩根斯坦利到凤凰
两年以后，为了离父母近些，也为了自己能有更好的发展，已然成熟的曾子墨自愿从纽约调到香港的摩根斯坦利分部。
曾子墨本来想通过这次调动在更换环境的同时调整心情。可是来到香港工作后，她仍然觉得丝毫不能放松自己。她突然觉得太累了，一切的生活――永远在昏暗的机舱和陌生的酒店房间里――都让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厌倦。
有一天在去新加坡出差的飞机上，她翻看着棉棉的《糖》，突然发觉：“人怎么样都是活，我为什么非要活在别人认为好的生活里？”棉棉的这本小说让她明白，“别人觉得再好的东西，如果自己不喜欢了，做得不开心，为什么还要做？”那一刻她，仿佛顿悟了，尽管现在的工作可以让她随意买下昂贵的名牌衣服、和全球最有权势的商业巨头打交道，出入世界各地的高级场所，但她还是决定不再去做旁人眼中理想的工作，不再去过别人认为幸福的生活。
都说女人在即将而立之时会豁然开朗，真正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曾子墨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于是，一下飞机，她就把电话打到摩根斯坦利香港分部提出辞职。
不出所料，香港那边再三挽留。
上司一劝再劝，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年轻人都会有一阵比较迷茫的时期，相信你冷静下来后，过段时间肯定还会回来。”
而此时的子墨则坚定无比：我绝对不会回来。
辞职后，曾子墨给了自己4个月的休假和游荡时间。这4个月里，她坚持着快乐的原则，彻底地放松自己。练网球，在家随心所欲地睡大觉，去西藏旅行……等到觉睡足了，精神也恢复了，她开始琢磨着找一份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重新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