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用中文学过，都会。学校各科过去的学生得分都有纪录，我很快就打破了这些纪录。在总分满分为1 200分的所有科目中，我得了1 150多分。
学校无法再把我留在最低班，于是通知我家人说我应该跳级。如果我当时留在中文学校读书，我得花五年时间完成学业。最后，因为我在天津跳了几级，又因为战争原因学期课程表变动了两次，我在十六岁的时候就该上大学了。我提前在圣路易学成毕业，于一九四六年进入清华大学。那是在日本人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父亲终于从监狱中被释放之后不久，我家短暂地享受到一段时间的幸福生活。
我虽然最终从圣路易顺利毕业上了大学，但这之前又一次被学校开除了。幸运的是，我被开除的决定得到疏通，他们又让我回去了。原因是我惹上麻烦时，学校当局已经意识到中国可能会赢得抗战的胜利。尽管父亲当时还在狱中，但当局清楚，他一旦被释放，很有可能会在政府教育部门被委以重任。所以他们认为妥当些还是不要把我的所作所为宣扬出去，造成大事件。另外，当时英家在教会中还有一定的影响，我的一位亲戚进行干预让我留在圣路易。最后我在那个学校的时间要比我以前上过的任何一个学校的时间都长，差不多有四年之久。
4）.
我做了什么可怕的事要被学校开除呢？其实很荒唐，事发的原因是另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中国一种很有名的肥皂的生产商。我当时大约十五岁，我记得美国学生们刚回到校园。美国海军陆战队刚进驻天津，促使一些富有的人家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就读，都是走读生，他们在学校吃午饭，回家吃晚饭。那学期我是餐厅的一位桌长，即意味着吃饭前由我负责把饭菜分到每个学生的盘子上。在寄宿学校我们用刀叉从每人自己的盘子里分餐就食，与中国传统用筷子从桌子中间的共用盘里夹菜不一样。有一天吃中饭时，这孩子说我给他的饭菜少了欺负他。天知道他已经够胖的了。但因为那孩子的父亲很有钱，是学校的赞助商，值班老师过来就斥责我。
当然，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咽下这口气。
“他撒谎！”我说，“你可以问在座的各位。”
这时，其他孩子们开口支持我。可那位圣母兄弟会的老师，命令我站起来到一旁罚站。
我无视他的命令，说：“我要吃完我的午餐。”
“你敢违抗？”他大怒。
“当然，”我说，“这顿饭是我们家掏了钱的，凭什么不让我吃？”
这所学校里从没有过学生敢和老师对着干。我在那个年纪最大胆，也加上这位老师是个胆小鬼。事实上，他以前经常跟我们讲他出生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少年时期常吃不饱，营养不良，身虚体弱什么的。
我没有屈服。坐下来继续吃我的中饭。这当然使这位修道士愤怒至极。可以看出他离开教室时已气得七窍生烟了。
第二天学校告知我：“你被开除了。”我不得不再次打包回家，从天津回到了北京。
回到家里，母亲哭了。
“你怎么这样？”她说，“为你上学花的钱比其他兄弟姐妹多多了，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
我想起一年前在学校得到奖励，全家人特别高兴的情景，而现在我因为不良行为，激怒了老师而被开除。
幸运的是我们家在教会里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就在圣母兄弟会里。被圣路易开除后，我事实上已在准备报读一家中文的教会学校，可那所学校的校长，自己也是位圣母兄弟会成员，却不同意。
“这事儿我得跟他争个明白。”他说。
此时，中国已跟战前不同了。梵蒂冈刚刚颁定我家的一位亲戚荣任下一任教区主教，主管全省。这个即将成为教区主教的人是我三叔祖父的妻子的侄子，也是天津人。他的话是有点分量的。在圣路易的圣母兄弟会也得听从他，因为他将成为他们的上司。我被允许回到圣路易。
我在圣路易最大收益是学会了英语。还有就是第一次接触外国人，虽然这给我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
我在圣路易期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我还记得日本侵略者是怎样占领的天津英租界和其他几个租界。日本人有组织，有效率。他们控制了所有外国大企业，美国的和英国的，却没动法国租界，因为此时法国租界还掌握在维希伪政府手中。父亲之所以送我去圣路易也就是因为这样能避开日本人而比较安全。
每当圣诞节或暑假，我都从天津回到北京，参与一些“课余活动”，有机会接触女孩子们。大约我十五岁那年夏天，下了很多场雷雨，正巧有一位年轻姑娘住在我家。她是位大学生，在帮我父亲整理某种资料，年龄比我大几岁。她家住天津，寒暑假时她又不喜欢住在空荡荡的校舍里，所以我父亲就让她和我们住在一起。那个夏天，每当有雷雨，她就会像一个受惊的小女孩似的，需要男人保护她。我那个年纪的男孩对这样的事又正在开窍。感谢这些雷雨，我们相互之间变得熟悉而亲近。
她家是天津最富有的家庭之一。她父亲拥有的妻妾之多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她从没明说过，但我想她是姨太太所生，而非嫡生。我们互相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她回天津时，也会有时到寄宿学校看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