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这种死板的结构压制人才，人就像机器一样按照一定的程式写文章。
一八九八年光绪帝御允废除科举制度，很多书院都按照欧洲的模式改成了现代的学校。当时派出代表团到西方考察怎样建立君主立宪制。可是一百天后，发生事变，光绪皇帝被出卖，被关到中南海瀛台，改良运动的六君子被杀头。能逃的都逃离了北京。著名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都逃了，我祖父也逃走了。他先逃到香港，后来逃到越南。父亲就是在他们逃难这段时间出生的。祖父从越南回到中国后，先躲在云南边陲，直到相对安全了，才回到上海，后到天津，最终回到北京。
一九○二年太后回銮，下令大赦，大致是这么说的：“除了那两个，其他参加变法的都免罪，都是你们自己愚蠢。”在那条法令中，我祖父的名字是英华，没有写旗姓，因为当朝的不相信会有旗人加入反清运动。他们以为他是汉人。
据我所知，这是我祖父的名字第一次以英华出现，当然他的家人都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摆脱一直笼罩他们生活的阴影。所以他们一致放弃了老姓赫舍里，改随英华姓了“英”，连他的父亲都随儿子改了。从此以后“英氏家族”出现了。
3）.
我祖父和他的朋友们在那时是温和改良派，他们并不支持一九○○年出现的义和团运动。一九○二年的特赦后他们从云南回来。当时从上海到广东到云南兴起了一批新兴资产阶级，他们手头有资本，觉得他们的看法应该得到重视。他们的计划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办报。他们希望报纸能办在北京，那样能达到最大的影响力，但以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当然不会同意，最后他们妥协选择了天津。天津是办报的好地方，因为有外国租界。《大公报》最初设在日租界，后来又搬到法租界。《大公报》是长江以北唯一一家此类报纸。我祖父是总经理兼第一任主编。每天写一篇社论，他是一位很勤奋的人。
报纸办在天津，资金是柴天宠等银行家和大商人提供的。我父亲是独子，在天津长大。他告诉我说他小时候很调皮，是《大公报》院子里的小霸王。那时候，窗子是纸糊的，每次刚糊完窗子，我父亲就拿根小棍子逐一捅破。他总是干这种惹麻烦的事。
一九一一年清帝退位，次年我祖父一家搬到北京。祖父负责清室善后事宜，主管皇家园林香山。西郊许多地方，像清华大学或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原本都是皇室的御用园林。香山静宜园是其中之一，我祖父受命管理此地，为落魄的满人发展现代行业，收容了很多旗人。
三十年前我曾去静宜园游览，碰到一位老人，问他是否还记得我祖父。“记得，”他说，“我们都记得他，是他开发了这个地方。”他们那里是整个华北地区包括北京最先用上电的。那肯定是令人激动的事。
在那里我祖父创办了静宜女中，母亲十九岁就任该女中的校长。同样，清华大学也是因为建在以前的清华园的位置上而得名的。
英敛之还主持为一年前遭受水灾的孤儿们建了一座孤儿院。孤儿院叫香山慈幼园。那个孤儿院里出了好几个党的早期领导人。这些孩子是孤儿，没有亲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开始读一些进步的书籍，后来成了革命人士。我想祖父并没预料到这个结果，对他的慈善行为产生这样的结果，他一定会感到很惊讶。
继而祖父建了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名叫辅仁社。辅仁社一九一三年在香山静宜园建立。一直办到一九一八年。辅仁社着重于人文学科，成了后来辅仁大学的前身。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因我祖父的宗教信仰而建立的，辅仁大学本身是根据梵蒂冈的旨令创办的。
辅仁社及后来的辅仁大学，是祖父和北京的法籍天主教主教一场激烈冲突的结果。那位主教认为宣传宗教信仰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合法及不合法手段购买地产，从而成为受人尊重的上层社会的一员。这是义和团运动之后，欧洲人自以为是、自作主张的一种表现。华北地区的教产超过当时最大的地主。像祖父这些进步的公民都反对这种外国有权势的教会收买中国农民来信教的社会现象。其实中国农民聪明着呢，他们一方面假装听从传教士的布道，跟着做各种各样的仪式，可回到家里照样信财神，供纸钱。这种紧张关系是中国和外国列强之间所有问题的根基。
祖父和他的好友马相伯于一九一二年就中国当时的状况给教皇皮尔斯二世写了一封信。他们认为十六世纪传教士先驱利马窦的信条被背叛了。利马窦与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皇室结交，把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传到中国，因此他在清朝前期很受爱戴。祖父和马相伯意识到当时外国人收购地产形成的一种体制是一种倒退的现象。他们认为这对宣扬真正的天主教精神是有害的，他们也看到由此而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