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中干:“把心爱的人带上死路”(6)

陈晓楠:等于出来之后还是有不安定的感觉。

阚中干:怕,恐惧。但我心里一直想要见她。我在建筑工地做小工,搬水泥、拌黄沙、做小贩、踩踩三轮车,都做过。做了之后手里有点钱了,就想去见小珍。

几经周折,1984 年,阚中干终于打听到小珍后来被送到安徽宣城白茅岭农场劳动改造,当时的刑满释放人员多数留厂就业。得知小珍的下落,阚中干一夜难眠。第二天就踏上了开往安徽的列车。

阚中干:当时我想着,她如果还没结婚,还一个人,哪怕她在穷乡僻壤,哪怕在深山老林里,也要跟她在一起。我这个上海的袋袋户口随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落下来。虽然分开这么长时间了,心底还是自私的,希望她最好不要结婚,最好不要结婚,最好我俩还在一起。虽然这个念头不强烈,可是火苗一直没熄灭。我到了白茅岭农场,到办公室去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小珍的女人。“没有”、“不知道”,他们很冷漠地回答我。我四处打听,最后一个农场的老职工告诉我,好像在农场总部听说过一个叫小珍的女人。我立刻就要赶到总部去。当时天已经黑了,那个地方离着有几十里路,公交车已经没有了。人家干部下班,交通车回总厂,我就站在路中间,想拦一辆车子,把我捎过去。当时大雪纷飞,一片冰天雪地,一片荒野,我站那儿拦车,人家理也不理,绕过我就走。过了一个小时,才拦到一辆手扶拖拉机,带我去总部。

陈晓楠:这一路上,心情很兴奋吗?

阚中干:又兴奋,又恐惧。分开这么久了,她可能已经嫁人了。回想她过去所受的苦难,也可能会咬牙切齿地恨我,也可能我进门的时候,她会拿着棍子把我打出来、轰出来。所以是又想见她,又怕见她。我当时的思想准备是,不管她怎么样对我,我一定要同她讲几句话,哪怕她开了门见到是我,用棍子轰我出来,我也要同她讲几句话。讲完我就走。

在雪地里颠簸了两个小时后,阚中干来到了农场总部,然而小珍却并没有在这里。一位干部告诉他,早几年小珍已经和一个刑满留厂就业的“右派”结了婚,那个“右派”平反后带着小珍回上海去了。听到这个消息,阚中干心里的感受说不出的复杂。小珍结婚了,他一生唯一爱恋的女人已经成了别人的妻子,虽在意料之中,但一旦证实,却是锥心的痛苦。几经思考之后,他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再见小珍一面,让自己这段感情有个交代。数月后,在上海郊外某单位的一间办公室里,50 岁的阚中干见到了已经年满54 岁的小珍。

阚中干:样子已经变了,她原来长得很高挑、很秀丽,但是多年的劳动硬是改变了她的体形。

陈晓楠:这种变化你看在眼里,什么感觉?

阚中干:岁月把这个人变成这样子了。小珍、 小珍,我叫她。第一声没听见,第二声听到了,她回头看我,你找谁啊?

陈晓楠:她没认出你来?

阚中干:没认出我。她眼睛盯着我望,好像人在做梦一样,过了半天,她好像做梦醒了,是你啊!她说。

时隔30 年后再次相遇,一切恍如隔世,不知从何说起。阚中干把事先写好的一封叙说自己22 年改造生涯和情感的长信交给了小珍。

阚中干:看到一半的时候,她的脸就全红了,看到最后的时候,眼泪出来了,要哭了。办公室里很多人啊,男男女女的,在办公室里她就哭了。看到什么地方哭?因为我在监狱的时候,为了她,向干部行凶,用脚踢干部,口水吐干部,干部把我拷起来,批斗我。她看到这个地方,哭了。我说我对不起她。

小珍刑满后留场就业,她多次拒绝了别人的追求,默默地等着阚中干,一等就是17 年,直到一次,举目无亲的小珍得了重病,在那个“右派”的悉心照料下,才从死亡的边缘活了过来。就这样,在17 年没有等到任何音讯的情况下,小珍接受了现实,和那个“右派”结婚。

陈晓楠:等了17 年,最后其实她也快等到你了。

阚中干:就是。

陈晓楠: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命运就这么阴差阳错,最后还是没有走到一起。

阚中干:是啊。

就这样,这段让他一生反复回味的、支撑着他活下去的恋情,最终走到了尽头。2002 年,66 岁的阚中干搬到上海郊区一套一个月400 块租金的廉租屋里生活。周围邻居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他一个人小心谨慎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陪伴着他的是一封喜欢看又不敢看的小珍的来信。

阚中干:喜欢看,但是看完以后,人就瘫掉了,瘫到地上像睡下去一样,浑身酥软了,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好像锥子在锥自己的心一样。又痛苦,又恨自己。

陈晓楠:这么多年之后,感情还这么浓烈吗?

阚中干:人家讲,随着时间的流逝,感情会淡掉,我不是的,相反的,越来越深,越来越思念她。(流泪)我对她的亏欠实在是太多了,对不住她,我一直抱着赎罪的心情。

陈晓楠:还爱她吗?现在。

阚中干:当然还爱她。她今年70 多岁了,身体有胃溃疡,几十年的胃溃疡。如果今生有机会的话,如果她一个人过日子的话,我还是愿意去照应她。

退休后的阚中干靠每个月900元的退休金生活。他的整个精神生活都寄托在书报上面,他喜欢看文史方面的书籍。他说在那些大的历史当中,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只是这身影如此微不足道,如飞蛾扑火一样,成为时代的牺牲品。上世纪90 年代,台海关系相对缓和,大批台商到大陆投资,阚中干萌发了向台湾当局要个说法的念头,他写了大量信件通过各种渠道寄到台湾,但一切努力都石沉大海。近十年过去了,最近阚中干才收到了两封非常简单的回信,寥寥数语,便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做了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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