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那你心里太委屈了吧？
吴韶成：没办法，最后生病了，大出血，结果到医院里把牙齿都拔掉了。
陈晓楠：那时候多大年纪啊？
吴韶成：40 多岁，年纪不大，但已经是全口假牙了。现在60 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应该解密了，大家应该已经可以公开说了，毕竟没有什么大秘密了。
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军区卫生部工作的朱晓枫也很快接到了母亲遇难台北的消息。从此，她将名字从陈倬如改为朱晓枫，作为对母亲的纪念( 朱谌之又名朱枫)。1950 年7 月，由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签署，上海市
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同志为革命烈士。1951 年7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谌之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但此前朱谌之的入党介绍人、新知书店负责人徐雪寒给朱谌之的丈夫朱晓光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有关同志认为台湾未解放前公开纪念她是不相宜的。我也这样意见。”
“文革”期间，身为国际书店总经理的朱晓光被打倒、揪斗，抄家者闯进他家将朱谌之的珍贵遗物查抄带走，还说:“有人在台北街头看见朱枫跟国民党军官手挽手地走路，她已成了国民党的特务……”朱晓光还经常被揪到不同地方批斗，随时可能被打死。但是回到家以后，他就跟孩子
们说，如果哪天他失踪或死亡了，一定要坚信烈士妈妈绝对是真正的烈士。
朱晓枫因为在台湾少年团待过，也受到“一般性审查”，就在吴韶成被批斗的时候，她被下放到农村医疗队做起了赤脚医生。对于到处张贴的大字报中所提到的她母亲是叛徒的说法，她感到难以接受。
朱晓枫：我母亲虽然出生在大户人家，但是没有丝毫富家女的习气。她自己生活很简朴，却舍得把钱花在工作上。我记得在上海的时候，地下工作联络点的桌椅沙发都是她自己出钱买下的；抗战工作没有经费了，她一次就捐出好几百块大洋；新知书店没有纸张印刷进步刊物，她把自己存在上海银行的一枚3 克拉的钻戒变卖了。
一名同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被捕后释放，组织上派母亲护送他上船去香港。他坐的是四等舱，没有床铺也没有座位，海风一吹，冻得瑟瑟发抖。母亲马上跑到卫生间去，脱下自己里面的毛衣，送给他穿上。母亲牺牲40 周年的时候，我还见到了这位同志，40 多年来他一直保存着这件已经磨破了的毛衣。他把它赠送给我留作纪念，成了我手头为数不多的母亲的遗物之一。
我母亲对待工作对待同志都这样的无私，甘于奉献，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怎么能说她是叛徒呢？我专门给安全部写了信，希望给我妈妈作一个结论，到底我妈妈是怎么牺牲的？要给我妈妈做结论。妈妈都已经死了，还不能够得到一个公正的结论吗？一定要组织上做这个结论。
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吴韶成和朱晓枫始终为了父母的荣誉而艰苦申诉。1973 年4 月，为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力排众议，在毛泽东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1983 年4 月，针对“文革”中有人对朱谌之的污蔑之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调查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并指出“十年动乱期间，凡对朱枫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一律推倒，凡因由于对朱枫同志的诬蔑而遭到牵连的亲属，在政治上应恢复他们的名
誉和享受应有的政治权利”。1990 年6 月29 日，“朱枫烈士牺牲40 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隆重举行，会议转达了邓颖超对朱枫烈士的怀念和对其后人表达的亲切慰问，与会人士纷纷表达对女杰朱谌之的深切缅怀和敬意。
1984 年春节前夕，59 岁的吴韶成和台湾的小妹最终取得了联系。两人约定好分别启程前往美国旧金山去见他们已经年届80 的母亲，此时一家人三地分隔已经34 年。
吴韶成：我弟弟走的时候才6 岁，我们再见的时候他已经40 岁了。他到机场接我我都不认识他了。
陈晓楠：30 多年没有见面了！
吴韶成：34 年了！千言万语不知从哪儿谈起。我干脆跑过去给我母亲跪下。我母亲80 多岁了，亲自下厨为我们几个做了一桌丰盛的福建家乡菜，她就会做福建菜。34 年以后我再次吃到了妈妈做的菜。
陈晓楠：太复杂了这个味道！
吴韶成：就是，甜酸苦辣什么都有。我还专门在桌上给父亲留了一副碗筷，寓意我们一家人团聚。
陈晓楠：母亲见到你说了些什么？
吴韶成：她说开始被捕的时候，人家24 小时不停地轮流问她。当时她不知道任何事情，也交代不出任何事情，我父亲什么事都没和她说。
陈晓楠：在狱里他们见过一次面是吧？
吴韶成：当时放风的时候见过一面。我父亲就说了一句话：“今天我加菜。”可能那里的伙食很差，想安慰安慰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