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枫：1949 年5 月份上海解放以后，我收到了一封她从香港寄来的信。那会儿我们已经失散三年多了，等于刚刚联系上。她希望我能到广州和她见上一面。我当时正在读大学，学校里有很严格的纪律规定，平时不能请假，所以就错过这最后一次团聚的机会，我一辈子都觉得遗憾。
后来新中国成立了，她特别希望回来，已经决定移交好工作要回来了，哪晓得临时又接受任务要她到台湾去。她原来在信上还给我讲，阿菊（陈莲芳小名）写信来说，做梦梦到我了，女儿也想外婆了，希望我到台湾去和他们一起生活，我才不会去呢！结果没想到还是把她派去了，而且还就是利用这个阿菊。她说这时候个人的事情先放一放，更重要的事情先去做。她信上给我是这样写的。
1949 年11 月27 日，朱谌之在给女儿留下一封信后，登上了从香港前往台湾的客轮。潜入台湾的第二天，按照预先的约定，朱谌之与“老郑”1①在茶食楼秘密接上了头。她向“老郑”传达了华东局领导的指示，“老郑”也向她报告了台湾工作委员会为接应解放军登陆，组织秘密武装的情况，同时还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到了她的手中。
一个星期后，通过“老郑”的安排，朱谌之和吴石秘密会见，传达上级接应解放军的指示。吴石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的军事情报微缩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朱谌之迅速将资料通过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海轮上的张大副传递给大陆。不久，它就由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妥善运用。当毛泽东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1 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夸奖，嘱咐有关领导要记他们一功。
就在大陆方面兴奋地等待更多情报，积极筹备进军台湾的时候，台湾岛上却风云突变。1949 年12 月10 日，台湾当局建立了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对军队和保安机构实施特务监控。在这个机构的策划下，国民党军警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了有效的破坏。
1950 年1 月29 日，中共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后叛变，供出朱谌之是华东局的特派员。此时，朱谌之在台湾的任务已经完成，打算动身离开台湾返回上海。在她被捕的两星期以前，她还托一位富商朋友带信回上海家中，信上只有七个字：“凤（朱谌之原名朱桂凤）将于月内返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