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一个狭小贫瘠的半岛。它四分之三的国土是山地,耕地只占八分之一。崎岖的山崖环绕中,偶尔可见能耕种的平原。在那里,薄薄的一层泥土下面就是岩石。柏拉图这样评论希腊:希腊就像一个被疾病耗干,只剩下骨头的病人。它肥沃的土壤已经消失,只剩下了土地的骨架。①
在这片残骸上,农夫日复一日地耕作,所获也仅能果腹。在这样的国度里,不可能有奢靡的生活。希腊人的标准伙食是:一个洋葱、一个鱼头、三颗橄榄,①如此而已。
希腊只有波斯帝国一个省份的规模,但却分裂为上百个城邦,每个城邦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和波斯比起来,这些城邦小得荒谬。最大的城邦是斯巴达,被希腊人尊称为“斯巴达帝国”。可这个帝国只有八千四百平方公里,比中国现在的一个市还小。但在希腊人看来,斯巴达已经庞大到了丧心病狂、失去理智的地步。②
一个普通的希腊城邦,只有百十平方公里的领土,人口不超过一万。超过一万,就可算是泱泱大国。超过十万,就是巨型城邦。
很多城邦连一千个公民都没有。比如赫赫有名的迈锡尼,历史上曾发生过著名的特洛伊之战,现在干脆就剩下六百个公民了,随便哪个小学都比它人多,但它依旧是个独立的国家,拥有自己的军队和政府。在地图上不使劲看都找不到的小岛上,往往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四五个国家。脚力好的希腊人,可以在一天之内,在这样的国家走上几个来回。
如果斯巴达是庞大的“帝国”,那比斯巴达大五百倍的波斯又是什么呢?希腊人像一群土拨鼠一样,畏怯地望着东方的恐龙。波斯人作战,为的是夺取巴比伦的财富;希腊人也彼此作战,但往往是为了争夺几亩葡萄地。这就是土拨鼠和恐龙的区别。
贫瘠的希腊有两张面孔。
一张是斯巴达,另一张是雅典。其他的城邦,都笼罩在这两者的阴影之下。这两张面孔对应着希腊的两种精神。它们在遥远的两极默默对峙,守护着希腊。
两张面孔催生出了两种产物:斯巴达培养出了无敌的武士,雅典则生长出了灿烂的文明。
斯巴达是一个严酷的城邦。它尊重每一个公民,但又向每一个公民索取最大的回报。斯巴达人从出生伊始,就要接受最苛刻的训练,磨炼自己的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神经。等他们长大成人后,就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武士。
斯巴达人极端地自尊自爱,又极端地残酷无情。他们可以为了国家而生,为了国家而死。对于他们,没有比国家更高的存在,没有比爱国更崇高的道德。斯巴达人把整个灵魂都奉献给了国家。为了国家,母亲可以遗弃体弱的婴孩;为了国家,妻子可以鼓励丈夫战死沙场。
如果说斯巴达是一台战争机器,那么雅典就是一朵文明之花。
它有刚健的精神,但也有细腻的情感;它崇尚勇敢,但也同样追求自由;它崇尚平等,但也同样尊重差异。雅典公民既能为祖国枕戈待旦,也能肆无忌惮地嘲骂领袖。
不久前,雅典被僭主统治。那时,它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城邦。当雅典人赶走了僭主,建立了民主制度后,它慢慢成长为一座最伟大的城市——不是因为财富,也不是因为武力,而是因为智慧与文明。它的伟大,与民主制度息息相关;但它日后的衰落,也和直接民主制的弱点有关。
雅典人曾自豪地说:“我们爱好美丽,但是没有因此而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柔弱。”①这并非自夸,而是历史的真实。雅典是西方文明的第一首歌,是西方文明的第一道光。
但有的歌,还没有出口就会窒息在咽喉;有的光,还没有射出就会湮没于黑暗。
这团黑暗来自伊朗高原。
波斯帝国像一团巨大的阴影,投射到希腊上空。希腊人并不知道波斯帝国的战略,但他们时刻能感受到潜在的威胁。从东方的海风里,他们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公元前492年,雅典人第一次听到了帝国入侵的消息,一支海陆联军沿着海岸线向雅典开来,但是海洋帮助了他们。阿托斯山下的一场暴风摧毁了波斯战船,两万波斯人丧生海底。
这不过是一次小小的尝试。这次损失对波斯帝国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波斯人的挫败反而使希腊人更加紧张。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战斗的前奏,它意味着波斯帝国已经启动了征服计划。
不久,波斯船只再次开往希腊。不过这次来的不是军队,而是使节。
服饰华丽的波斯人,傲慢地站在广场上,宣布大流士的旨意。大流士向希腊人索要两样东西:水和土。这是臣服的象征。希腊人要交出自由,才能赎买生存的权利。
在许多城邦里,波斯使节得到了水和土。但有两个城邦宁愿一战也要捍卫自由:在雅典,使节被抛入大海;在斯巴达,使节被扔进深井。
这些希腊人发出了怒吼:“那里有的是水和土!你自己去取吧!”
这是明确的宣战。
雅典只有两万多公民,斯巴达只有九千武士,而波斯可以动员几十万大军。这是侏儒和巨人的较量,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这一次,大海已经不能再拯救他们。他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勇气和力量。
希腊人在等待——等待风暴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