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政治腐败
1999年，伊丽莎白·德鲁出版了一本题为《美国政治的腐败》的著作。她曾经长期担任《纽约客》杂志驻华盛顿的政治记者，并在书中对美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她谴责华盛顿盛行“金钱文化”，导致了美国政治的腐败：“争取和获得资金已成为主要政治活动，而并非只有竞选的时候才是这样，因而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金钱文化笼罩着华盛顿，其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金钱如今战胜乃至超越权力成为首要的目标。”1她说：这种金钱文化“促使好人干一些即使在道德上无可指摘，但也是存在问题的事情”。1
可以肯定地说，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政治从建国伊始就始终与金钱交织在一起。19世纪，连社会主义政治家丹尼尔·韦伯斯特“也得到了美国银行的资助，并且成为国会中该银行最为得力的维护者之一”。1现代以来，利用政治关系谋求个人利益的最知名的公众人物是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Clifford），他是杜鲁门总统信任的政治顾问和白宫法律顾问。后来，克利福德担任肯尼迪总统的外国情报咨询委员会主席，在越战期间又成为约翰逊总统的国防部长。在60年代末离职后，总统智囊克利福德“在可以俯瞰白宫的法律事务所中赚得盆满钵满。”2.3
1991年，克利福德在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事件(BankofCreditandCommerceInternational，BCCI)中被曝光。第一美洲银行是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子公司，也是华盛顿的最大银行。克利福德被指控在担任该行主席期间误导联邦监管机构，他曾坚称银行没有外部控制人。调查显示，克利福德用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提供的无担保贷款购买了银行股票，获利高达600万美元。美英两国的监管人员发现，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参与洗钱、行贿、支持恐怖主义、走私军火、出售核技术等非法活动”。3虽然司法部和大陪审团调查了克利福德的不法行为，但是由于他健康状况欠佳而从未遭到起诉。3
克利福德通过他在华盛顿的游说能力来实现假公济私的行为。近年来，美国公司投入了巨额的游说资金。1998年，美国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聚集了它的游说力量和资金来阻止一部烟草销售法规的出台。最终，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花费了7500多万美元，使烟草销售法规的效力“降低达到极端小的程度”，尽管据报道每年死于吸烟的人数达到400万。显然，这类的游说活动并不符合美国人民的最佳利益，因为它腐化了立法过程。4
2005年《能源法案》的通过，也证明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华盛顿的强大游说能力。该法案给予石油公司在北极野生动物保护区进行石油天然气勘探以更大的自由，同时还给它们提供免于由于制造有毒物乃至致癌污染物而遭到法律诉讼的保护。这对像埃克森这样的能源公司来说，相当于获得了数十亿美元。根据这一法案，诸如哈里伯顿这样的公司也会受益于不受《安全饮用水法》限制的豁免权。总而言之，由于《能源法案》的规定，石油公司可以得到80亿美元的政府补贴。5因此，这一法案遭到许多州长和环保主义者的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在石油公司花费了3.6亿美元的游说费用后，这一法案最终获得了通过。因此，“游说分子是公司型政府腐败的最主要的媒介。这种腐败是利用了资本主义的特征，并且压制了民主制度的特性。游说分子已变成金钱而非人民的工具。”4
同样地，2003年通过的《医疗保险法案》也牺牲了公众利益，而医药公司则因此获取了暴利。该法案禁止联邦政府同医药公司进行药品价格谈判。据响应性政治中心(CenterforResponsivePolitics)说：“与反对法案通过者相比，医药公司游说的花费比其高出3倍多。”5在2003和2004年国会议员竞选期间，医药公司的捐款据估计达到了3亿多美元。5
根据公共廉政中心（CenterforPublicIntegrity）的研究，1998~2004年间，医药公司的游说花费名列榜首，达到7.59亿美元之巨，其他慷慨解囊的行业还包括保险、石油和天然气等。5冷战一结束，北约东扩便为国防工业提供了最有利可图的新市场。由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战略规划主管布鲁斯·杰克逊领导的国防工业游说活动，美国参议院仅仅经过几个小时的辩论，就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极具战略和历史意义的法案。5
据《纽约时报》报道，从1996年到1997年，美国6家大军火商共花费了5100万美元的游说费用。此外，他们还资助参选的国会议员，1991年以来总额达到3200万美元，加上与军工相关的计算机公司和科技公司的游说款，可以说，没有哪个行业的游说活动能与国防工业相比。5
因此，由于金钱与政治交织，腐败现象在华盛顿已经见怪不怪。立法机构只为富人和权贵服务，因而，“我们的制度是一人一票制或者是一种代议制民主，这种观点正面临权力现实和权力实际行使者的挑战。”5由于政治中金钱文化盛行，华盛顿的游说人员数量激增，1998年时的注册人数就超过了11500人。游说变成了一种利润丰厚的行业，许多律师事务所都雇佣了非律师出身的游说人员为其招揽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