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帮主窨井中的这个女人，可能也是被人从外地扔进了省城里，然后被乞丐们绑架后送进来的。直到现在都能看出她是很漂亮的，她有过丈夫吗？她的父母会不会一直在寻找她？她难道要在窨井中生活一辈子？一辈子都做帮主的泄欲工具？
后来来到南方的一座城市，我深深感到了什么叫人性化管理，什么叫以人为本。有一次，我去救助站采访，那天刚好也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采访，我看到一幢高大整洁的大楼里，里面住的全是智障人，从50多岁的老人到几岁的孩子，救助站先送这些智障人去康复中心治疗，有的能够减轻病情，有的则无能为力。病情减轻的，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然后让家人来接；家人经济困难，无钱来领的，救助站则会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将智障人送到家中。而那些病情没有丝毫减轻的，就会一直生活在救助站里。
同一片蓝天下，同一方土地上，用范伟大哥的话来说就是：“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捏？”
吴哥的梦想就是回家，他说他经常梦见一对儿女站在家门口等他，夏天也梦见，冬天也梦见。夏天的时候孩子的皮肤被晒得乌黑，冬天的时候孩子的手脚都被冻裂了。
我说，既然这么想家，就赶快回家啊。你是老大，没有人监视你，你什么时候想走就能走。
吴哥说，他的钱还在帮主那里，他要到钱才能回家。什么地方都没有家好，“三十亩地一头牛，婆娘娃娃热炕头。”
我不知道吴哥有没有婆娘，我也没有问。他只是向我说起过一对儿女的情况，从来没有说起过婆娘。
吴哥还说，等到有一天他要到钱了，就和我一起回他家，他家在黄河岸边，全堡子有几十户人，有一所学校，就是没有老师。我当过民办老师，去他们那里教书合适。
我问，学校一直没有老师吗？
吴哥说，以前有过一个，从外面堡子来的，不会教书。有一次，乡上来人检查工作，听这个老师给学生讲课，他站在讲台上给学生喊：“刺啦啦——啊（汉语拼音a），念。”娃娃们大着嗓门一齐跟着念：“刺啦啦——啊。”“刺啦啦——喔（汉语拼音o），念。”“刺啦啦——喔”。下课后，乡上的人就问：“你怎么前面还有刺啦啦……？”这个老师就理直气壮地说：“我这是跟着录音机学习的。”然后，他就把乡上的人带到他的房子里，按下了录音机的放音键，磁带陈旧，录音机卡带，就发出了“刺啦啦——啊”的声音。
我笑出了眼泪，这是我这些天里第一次开怀大笑。
吴哥说，唉，就连这样的老师，都留不住啊。村子小，周围十里就只有这样一个村子，没人愿意来教书。你来了肯定教得好。再怎么说，教书比你当草花头好得多。
我没有言语，我知道我不会去那个黄河岸边的村子去教书，我担心说出来会让吴哥失望。
有一天，我问吴哥，为什么所有人都怕帮主？
吴哥说，传销你知道吗？这也跟传销一样。
我不明白，想让吴哥进一步解释，但是，吴哥不解释。吴哥说：“你以后就知道了。”
吴哥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个午后。那天，我正在街边乞讨，突然下起了雷雨，满大街都是惊慌失措的人群，斗大的雨点砸在柏油路面上，激起一泡泡的尘烟。我慌慌张张收拾好破碗，将一把硬币塞进裤兜里，一路叮叮当当跑进了附近一幢还没有盖好而又废弃的楼层里，突然就看到了吴哥和他那几个小乞丐的身影，原来，这里是他们的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