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他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时候，他的思想又开始发生转变。戊戌变法的悲惨结局和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深入研究，让梁启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徒变枝叶不变本原是万万不行的，而“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政治制度只是枝叶，其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具体表现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创办了《新民丛报》。
在《新民丛报》上，梁启超发表了约11万字的总题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连载四年。该报发行量最高达万份，且每册一出版，内地就有人一再翻印。据估计，大概每册要经过20人的阅读。自此，梁氏的思想开始由“政治”转向“启蒙”，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当然，从“政治”转向“启蒙”并非根本立场、观点的变化，而是一种深化。在维新时期他就强调“变法之本，在育人才”，因此把学校建设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抵日未久，他更感“国民性”的重要。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他批评说奴性、愚昧、虚伪、为我、怯懦等已造成了中国人的人格缺欠，国人的这种集体性缺欠是国家贫弱的根本原因。启蒙的任务就是要将品性上有根本缺欠的“国人”，改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国民”。
诚如许纪霖所说：“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1898年至1902年，鲁迅到南京求学，后又到日本留学，这段时间恰好是梁启超最激进地倡言革命，发表“新民”理论、“小说界革命”理论的时候，正是梁启超“言满天下”、“名满天下”的时候，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鲁迅蒙受梁启超思想影响。他是梁启超编的《新小说》、《清议报》、《新民丛报》的热心读者，梁启超倡导的“新民”理论、“小说界革命”理论，在鲁迅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1916年，陈独秀回忆和评论道：“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皆以为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即受梁启超1900年所作《少年中国说》的影响，学会发起时还请梁启超为赞助员。
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对斯诺说过，他青少年时代曾受到梁启超的启蒙，他学生时代写文章就是以梁为楷模的。1911年，18岁的毛泽东在学校的墙上贴上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蓝图：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毛泽东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正是受了梁启超《新民丛报》和《新民说》的影响。毛泽东评价梁启超为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梁启超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他手里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魅力的笔，在历史的转折点，以如火的激情，点燃了一代仁人志士心中的明灯，也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