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伤心之中也有安慰。1910年，清廷以其“游学专门列为一等”，赏给文科进士，同榜中严复位列第一，他列第二。同年，辜的中文版《张文襄幕府纪闻》、英文版《中国的牛津运动》同时出版。他著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追念张之洞，向西方做一次悲壮的抗议；二是“我想帮助我们中国人去与现代欧洲的进步与新知的观念战斗……总结教训，我们怎样战斗，为什么失败和怎样失败”。其实是再一次显示他的观点：批评西方民族的优越感，争取中国文明的地位。他常引用孔子的“有教无类”（他将其翻译为“文明不分种族，一律平等”）要求西方尊重中华民族。他的书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
之后，辜鸿铭认为在外务部郎中的职位上毫无作为，遂辞职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就任南洋公学监督。不久，武昌起义爆发，他给租界内的《字林西报》写信指责列强袖手旁观、纵容革命，这封信发表后，他所教的学生群情激愤，不能容忍老师的反革命的思想。辜鸿铭来学校时，学生们把他包围起来，对他进行质问。辜鸿铭却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们鼓掌而散，辜鸿铭也真的离开了南洋公学。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前史未有的战祸使东方人对西方文明的幻想有所惊醒，恰恰符合辜鸿铭一直以来对西方文明局限的批判和预言，西方舆论界也纷纷展开自我反思。这种情况坚定了他反对西方文明、固守中国儒家文明的信心，1915年出版《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1917年出版德文论文集《呐喊》，正式阐明以中国文明拯救西方的思想。比之大战前，他关注的重心有了转移，从要求西方不要破坏中国传统到主张西方必须输入中国传统文明以自救。
随着战争的激化，西方人逐渐形成了对自身文明的失望和对东方和平思想的羡慕。梁启超曾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记述说：“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我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由于欧洲尤其是德国人对辜思想的追捧，辜在西方世界的形象也由一个骨气铮铮的民族文化捍卫者变成了思想深奥的哲学家。英国作家毛姆就曾不畏周折地去拜访过他，对他“竭尽奉承之能事”。在西方，辜更是与印度诗人泰戈尔齐名的东方圣哲。当时泰戈尔刚以其长诗《吉檀枷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战时及战后，他在美国、日本、德国、中国等地演讲东西文化，他的思想观点与辜虽微有差异，但大体相同，都是谴责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批评西方个人主义、效率主义，宣扬追求和谐、满足于精神生活的东方文化价值，要求西方向东方学习等。
与西方向东方学习的风气相对应，当时的中国也掀起了尊孔复古的潮流，特别是袁世凯复辟帝制使这股潮流越来越猛烈。辜尽管大骂袁世凯，但国内的这种气候对他也是一种安慰和激励，走红西方又让他非常自得，经常在北大课堂上摇着他的辫子鼓吹君主制，甚至在一次教员会议上，辜很认真地对大家说：“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用讲了。”
陈独秀等人针对这种倾向，1915年创办了《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大力宣扬科学、民主，抨击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针锋相对地反对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进步青年纷纷响应。1916年，蔡元培留德回国后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胡适、钱玄同、李大钊、刘半农、周作人为北大教授，并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北大的“新派”；又续聘辜鸿铭，新聘黄侃、刘师培等思想守旧派为教授，形成北大的“旧派”。借此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展开了“新旧思潮”的战斗。
但是，旧派人物间并不团结，不能讲出激奋人心的新理论，他们的《国故》月刊根本不能与《新青年》、《新潮》对抗，日渐落败。这时的辜没有机会在国内全面阐发中西文明观和尊王论，只能在英国文学课堂上即兴发表一些零散的“春秋大义”、“纳妾合理”等引人笑谈的观点，并利用社交机会表明立场。一次，辜在宴会上与素昧平生的严复、林纾等相会，觥筹交错之间，便又发奇论：“如果我有权在手，必定杀严复、林纾二人。”严复眯缝着眼，笑着不搭理。林纾便相问：“这两人有何开罪足下之处，愿足下念同乡之谊，刀下留人吧。”辜疾言厉色道：“严复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林纾译《茶花女》，一般青年就侈言恋爱，不知礼教为何物。不杀此二人，天下将不会太平。”他不介意别人叫他“辜疯子”，自说自话，在北大学子心中留下了迂腐可笑的印象。
1917年，辜鸿铭带着幻想跟随张勋的“辫子军”参加了复辟，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情形，变成了世人眼中不识时务的“顽固保守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