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马建忠,变回中国人

辜鸿铭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东西南北老人”。他的苏格兰义父布朗先生是一个对西方物质主义感到厌倦,对中国文化极具好感的人,他曾对年幼的辜说:“我有你的聪明,甘愿做一个学者,拯救人类,不做一个百万富翁,造福自己。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我希望你学通中西,就是为了教你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洲和美洲的重任。”

辜鸿铭14岁开始接受布朗先生“私塾教育”,学习英语和德语,从小背诵莎士比亚的37个剧本和歌德的《浮士德》,记忆力非常惊人,到了70岁时还能完整背诵弥尔顿1300多行的《失乐园》。他对于作品中所揭露的资本主义黑暗印象深刻,特别是歌德的作品,他后来写文章时引用得非常多。歌德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他所倡导的“克己复礼”思想与儒家文化惺惺相惜。

21岁时,辜鸿铭取得了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卡莱尔是辜在爱丁堡大学时的导师,由于布朗先生和卡莱尔是旧交,所以刚到爱丁堡时,辜有几个月每晚都到卡莱尔家聆听他们论学。卡莱尔在当时的英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是英国后期浪漫主义最为杰出的文学家和社会文化批评家。

浪漫主义先出现于德国,在英国最有势力,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风行欧美的文学和文化思潮,主要特征一是批判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文明;二是强调道德和正义,反对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美国超验主义就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流派,代表人物是爱默生。卡莱尔和爱默生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都对东方和中国文明表示出赞赏与推崇。

卡莱尔曾对辜鸿铭说:“人类的一线光明,是中国的民主思想。”爱默生对中国文明的赞赏更为热烈,他曾认真学习“四书”的全部译本,并称孔子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道德楷模。作为浪漫主义的嫡传弟子,辜在日后的著作里,随处可见他对其浪漫主义老师言论的引用,这是他思想的发源地。

1878年,辜鸿铭在法国游学时,还结识了一批对“科学悲观失望”的颓废青年和一个向往社会主义的巴黎大学老教授,受他们影响很大。这个老教授是卡莱尔的老朋友,极其推崇中国的《周易》,但是花了半辈子时间也没读懂,所以他第一次见到辜鸿铭就告诉他:“你只通西学不成,归国后,要深入研究《易经》。”他劝辜鸿铭不要继续在欧洲滞留,应赶快回国学习中国文化,在列强侵略中国、政府救亡图存之时报效祖国。

1880年,辜鸿铭在德国、法国游学结束后,被英国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任职。1882年前后,马建忠因事途经新加坡,辜鸿铭得知消息后,立即到其下榻的海滨旅馆拜访。

马建忠即是《马氏文通》①的作者,是近代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为李鸿章办过洋务,当过郭嵩焘、曾纪泽的翻译,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展商业甚至主张设立议院。他的二哥马建勋,也曾入李鸿章幕府,司淮军粮台。四哥即著名爱国人士,震旦、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

40年后,辜这样回忆与马建忠见面的情形:“我以前知道和读过的中国文学作品是翟里斯翻译的《聊斋志异》,马建忠则劝我应该去读‘唐宋八大家’,特别是唐代陆贽的文集。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的晤谈……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正是他……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尽管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我还不曾进入和不知道中国的思想和观念世界……喜欢使自己保留一个假洋鬼子样……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了辞呈,没有等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

1885年,对祖国文化向往已久的辜鸿铭在香港恶补了几年汉学知识后,为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所聘,做了他的一个洋文案。至此,他开始真正接近中国。次年,辜鸿铭改英文名为KuHung-ming。辜鸿铭还如愿以偿娶了有着一双三寸金莲、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淑姑为妻,他大为感叹:“到如今,方知小脚之妙……”不久,纳日本大阪姑娘吉田贞子为妾。可以想象,这两个女人让他对东方女性的美有了直接感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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