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东西南北老人”。他的苏格兰义父布朗先生是一个对西方物质主义感到厌倦，对中国文化极具好感的人，他曾对年幼的辜说：“我有你的聪明，甘愿做一个学者，拯救人类，不做一个百万富翁，造福自己。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我希望你学通中西，就是为了教你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洲和美洲的重任。”
辜鸿铭14岁开始接受布朗先生“私塾教育”，学习英语和德语，从小背诵莎士比亚的37个剧本和歌德的《浮士德》，记忆力非常惊人，到了70岁时还能完整背诵弥尔顿1300多行的《失乐园》。他对于作品中所揭露的资本主义黑暗印象深刻，特别是歌德的作品，他后来写文章时引用得非常多。歌德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他所倡导的“克己复礼”思想与儒家文化惺惺相惜。
21岁时，辜鸿铭取得了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卡莱尔是辜在爱丁堡大学时的导师，由于布朗先生和卡莱尔是旧交，所以刚到爱丁堡时，辜有几个月每晚都到卡莱尔家聆听他们论学。卡莱尔在当时的英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是英国后期浪漫主义最为杰出的文学家和社会文化批评家。
浪漫主义先出现于德国，在英国最有势力，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风行欧美的文学和文化思潮，主要特征一是批判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文明；二是强调道德和正义，反对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美国超验主义就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流派，代表人物是爱默生。卡莱尔和爱默生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都对东方和中国文明表示出赞赏与推崇。
卡莱尔曾对辜鸿铭说：“人类的一线光明，是中国的民主思想。”爱默生对中国文明的赞赏更为热烈，他曾认真学习“四书”的全部译本，并称孔子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道德楷模。作为浪漫主义的嫡传弟子，辜在日后的著作里，随处可见他对其浪漫主义老师言论的引用，这是他思想的发源地。
1878年，辜鸿铭在法国游学时，还结识了一批对“科学悲观失望”的颓废青年和一个向往社会主义的巴黎大学老教授，受他们影响很大。这个老教授是卡莱尔的老朋友，极其推崇中国的《周易》，但是花了半辈子时间也没读懂，所以他第一次见到辜鸿铭就告诉他：“你只通西学不成，归国后，要深入研究《易经》。”他劝辜鸿铭不要继续在欧洲滞留，应赶快回国学习中国文化，在列强侵略中国、政府救亡图存之时报效祖国。
1880年，辜鸿铭在德国、法国游学结束后，被英国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任职。1882年前后，马建忠因事途经新加坡，辜鸿铭得知消息后，立即到其下榻的海滨旅馆拜访。
马建忠即是《马氏文通》①的作者，是近代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为李鸿章办过洋务，当过郭嵩焘、曾纪泽的翻译，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展商业甚至主张设立议院。他的二哥马建勋，也曾入李鸿章幕府，司淮军粮台。四哥即著名爱国人士，震旦、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
40年后，辜这样回忆与马建忠见面的情形：“我以前知道和读过的中国文学作品是翟里斯翻译的《聊斋志异》，马建忠则劝我应该去读‘唐宋八大家’，特别是唐代陆贽的文集。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的晤谈……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正是他……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尽管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我还不曾进入和不知道中国的思想和观念世界……喜欢使自己保留一个假洋鬼子样……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了辞呈，没有等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
1885年，对祖国文化向往已久的辜鸿铭在香港恶补了几年汉学知识后，为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所聘，做了他的一个洋文案。至此，他开始真正接近中国。次年，辜鸿铭改英文名为KuHung-ming。辜鸿铭还如愿以偿娶了有着一双三寸金莲、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淑姑为妻，他大为感叹：“到如今，方知小脚之妙……”不久，纳日本大阪姑娘吉田贞子为妾。可以想象，这两个女人让他对东方女性的美有了直接感性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