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是入山读书时认识了在京任职的张鼎华（时为翰林院编修，以文学盛名于京师），从他那儿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和当时正在酝酿着的改良主义思潮，从而知道了京城风气、当时的人才，以及各种新书。从此决定舍弃考据、八股之学，专心养意，以经营天下为志。
第三件事是游历香港。他看到香港宫室瑰丽，道路整洁，不由得赞叹西人治国有法度，不能再把他们当做夷狄。于是，在拜读国人著作外，又开始阅读西学著作。三年后（1882年），康有为途经上海，国家的衰败、人民的苦难与洋人的跋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报纸书籍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政治制度等，知道了西方治国之术是有根源的，于是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
就这样，康有为在20岁出头时，已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萌芽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第四次乡试落榜，更加觉得清廷无可救药。于是决意不顾禁令，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帝①，请求变法。在这篇充满激情的奏折中，康有为先是痛陈了所面临的危机，激烈地指责统治者的麻木不仁，甚至大胆批评了慈禧和光绪在治理国家方面的软弱无能。接着向慈禧和光绪提出了三项建议：“变成法”（参考古今中外法制，推行新法）、“通下情”（使民间舆论可以上达朝廷）、“慎左右”（慎重选择能够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大臣）。这份奏折虽因多方阻扰未能上达，但他大胆的行动和主张在爱国人士和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康有为也因此成为知名人物。
上书没有成功，康有为并没有就此沉寂，而是开始默默地思索真正的救亡之路。他认为救国需从培养人才入手，于是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梁启超就在这时成为了康门弟子。
在梁启超等弟子的协助下，康有为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拿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六经和孔子学说开刀，重新解读，为维新变法寻找到了理论依据，引起了极大轰动。
《新学伪经考》通过历史的考证指出，东汉以来的古文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所以叫做“伪经”；是王莽一朝的学术，所以又叫做“新学”②。他说，西汉以前的“今文经”才是孔子“真传”所在，指斥“古文经”不是孔子的“真传”，后来宋人所注疏的经，也多是伪经。这一下捅了大篓子，因为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是以宋代的理学作为正统思想的。但康有为不理这么多，他就是要打倒统治者赖以维系的旧思想，为实行变法扫除思想障碍。
《孔子改制考》的主要内容是：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茫昧无稽的。从秦、汉以来的历史才可考信。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提出一套他自己创立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教礼法，编撰六经，作为“托古改制”的依据。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教义最完善、制度最齐备、门徒最众多，于是在汉武帝时取得一统的地位，孔子也就成为“万世教主”。这样一来，康有为把常人心目中的孔子改头换面，装扮成了“托古改制”者，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这还不够，他还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说是孔子所创。凡是变革所需要的东西，都挂上孔圣人的招牌，力图使人们相信，维新变法就是遵循孔子的“立法”，孔子也因此一跃成为维新变法的祖师。例如在《尚书·尧典》中有“咨四岳”一句，意思是向四个部落酋长征求意见；康有为却解释说，这是孔子主张民主政治。又如有“宾四门”一句，本指各方诸侯入贡于天子，康有为则说这是孔子主张“开议院”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