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信息不对称”，说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完全相等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预先掌握了重要信息的人，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会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是如此，在信息并不发达的古代更是如此。
在公元前210年7月丙寅日，由于种种原因掌握了秦始皇已经去世这个重要信息的人只有三个，分别是十八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和丞相李斯。换句话说，只有他们三个人知道秦始皇留下了什么样的遗嘱，这个时候，最能考验重要信息拥有者的道德操守。熟悉西方法律制度的人，想必都会知道遗嘱订立和执行过程中公证人和律师的作用。一个道德上称职的公证人和律师必须绝对忠实地执行遗嘱，不管这个遗嘱对自己或自己的关联人有利还是不利。
再回到遥远的公元前210年7月，如果我们把胡亥、赵高和李斯，特别是把赵高与李斯比作公证人和律师的话，他们可能有以下四种选择：一是非常忠实地执行大行皇帝（中国古代对刚去世的皇帝的敬称）的遗嘱，不管遗嘱对自己是否有利；二是有选择地执行；三是拒不执行；四是对遗嘱进行篡改以便对自己有利。除了第一种以外，后三种选择可以说都是非常不道德的，但赵高和李斯却最终选择了对遗嘱进行篡改。其中尤以赵高的态度最为积极，行动最为坚决。
为什么会这样呢？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赵高为什么不愿公子扶苏继承皇位呢？这和一个叫做蒙恬的人有关。蒙恬和蒙毅兄弟二人是当时秦国非常著名的将领，是公子扶苏的左膀右臂。在许多年以前，赵高因为犯罪落到了蒙氏兄弟手上，刚正不阿的蒙氏兄弟要判赵高死刑，是当时的秦王嬴政出面讲情，才最终以割掉了赵高的那话儿为代价，让赵高捡回了一条小命。但赵高也从此由一个具备生殖能力的男人变成了一个被割掉了生殖器的太监，这种仇恨应该说是不共戴天的。如果忠实地执行秦始皇遗诏的话，公子扶苏即位当皇帝，蒙氏兄弟作为扶苏的左膀右臂，肯定会得到进一步的重用，那个时候赵高不但报一割之仇无望，而且还非常有可能旧话重提，丢掉性命，所以他才会拼命利用自己所掌握的重要信息拉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李斯下水。
与赵高相比，李斯的道德操守更有问题。因为不管怎么说，赵高与蒙氏兄弟之间还有深仇大恨，“恨屋及乌”，他反对公子扶苏还情有可原，而李斯则与扶苏及蒙氏兄弟无冤无仇，与胡亥也无亲无故，他之所以背叛秦始皇对他的信任，实在是因为他本人并没有一个牢固的道德底线。在他的心目中，什么祖国，什么国君都没有自己的荣华富贵重要，所以当年秦国下令驱逐在秦国的外国人时，他才愤然上书，写下了至今仍然流传的《谏逐客书》。后来的很多人往往都被《谏逐客书》中的某些华丽言辞如“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所迷惑。其实这篇上书至少可以给人以这样一种暗示：为了博取荣华富贵，可以不必考虑自己的祖国和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道义！李斯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当然，秦国之所以能从一个边塞小国发展成战国七雄，后来又扫平天下，统一中国，主要靠的也是不按游戏规则出牌，靠的也是对旧的礼仪和传统道德进行解构和颠覆。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天下可于马上得之，不可于马上治之，秦国欲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文化氛围造就了欲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李斯。这种文化氛围的危险性在平常的时候往往习焉不察，但到了关键时候却突然发作，其危害性之大，简直可以和后来的“非典”病毒相比肩。其中的教训实在令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