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陷落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等党政军机关已迁至武汉，周恩来住进中共中央长江局驻地。当时，中共长江局大楼内住有两名中将，即周恩来和叶剑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还有四个高级参谋即李涛、聂鹤亭、张经武、边章五。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曾口占一对联：“一门两中将，三楼四参谋”。
另外，受国民政府之邀，郭沫若于1937年9月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军衔少将。叶浅予在回忆录中写道：“1938年我在武汉参加郭沫若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我的军衔是中校，郭沫若和田汉都是少将。”也有不少资料说郭沫若此时的军衔是中将。
抗战初期，为了与国民党军打交道方便，在蒋管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戴过军衔。如1939年6月12日“平江惨案”中被国民党军杀害的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副官罗梓铭，军衔分别为上校和少校。
在抗战期间，还有一位外国女性获得了八路军的军衔。她名叫王安娜，是一位法国哲学博士。年轻时，她积极参加反对希特勒法西斯行为的斗争，不畏强暴，为此曾两次被捕入狱。后来，她和一个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了婚，并双双来到中国，参加中国的抗战斗争。1939年4月，周恩来同志亲自任命王安娜女士为八路军少校，负责从重庆到贵阳这一条八路军接受国际红十字会医药品和补给物资的“红色交通线”。王安娜在抗日斗争中勇敢机智，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她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军衔的外国女性。
三、抗战初期我军酝酿实行军衔制度
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8月1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国工农红军即将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之际，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红军的改编在某些制度上有了原则上的改变（如采用官阶制度等）。”所谓“官阶制度”就是当时军衔制的称谓。1939年4月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并中央书记处，询问“干部之等级可否行施规定”，提出“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解决。拟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三等九级制），这可兴奋干部，职责分明，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