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西玛尔多么想忘掉玛丽，可她毕竟真实地坐在她身旁。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必须完成任务。埃敏说得都对，但是这事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他别无选择。
也许他当夜乘人们熟睡后可以带玛丽去车尾，掐死她，把尸体扔到荒野。两分钟后火车就会把那地方远远抛在后面。第二天也许有人会发现她，但是能证明什么？也许更好的办法是过桥的时候把她推下火车。即便她的尸体在山谷里被发现，谁又会去关心一个穿着宽松裤死去的女孩呢？
西玛尔当兵时对死亡已经司空见惯了。实际上生活中没有死亡反倒奇怪了。他从没忘记训练时上尉说的话：“这个国家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建立起来的，他们为土耳其献出生命，那些叛徒妄图毁掉我们的民族，分裂我们的国家，你们要去惩罚那些叛徒。保护共和国和民族的统一是你们光荣的责任。为国家而死，直接进天堂。就地杀死恐怖分子，孩子们――记住，是他们在残杀你们的朋友。”
上尉还告诉他们，根本没有库尔德语言，那些把自己叫库尔德人的人实际是山地土耳其人，他们和所有的土耳其人一样，是从中亚来到安纳托利亚的。
西玛尔不明白这话的意义，不过他知道库尔德人说一种不同的语言。他自己也能多少说一点儿他们的话。那个地区连狗都懂库尔德语，却不懂土耳其语，如果士兵用土耳其语招呼这些狗，它们就会发起攻击。
西玛尔站起身走出了包厢，去上厕所，观察过道尽头的门。地板上有个肥胖的女人躺在一堆报纸上。她在呻吟着，旁边有个男人和两个孩子在看着她。
西玛尔回到包厢后，发现里面一片骚乱。每个人都在说话。他坐下来。赛荷和坐在他身边的年轻男子吵起架来，其他人都想劝解他们。
玛丽蜷缩在自己的座位上，默默地看着。争吵是因她而起的。她刚才乘西玛尔不在，想跟老太太聊天，问她刚才为什么说到“要是来得及”就哭了。
老太太说他的儿子是个大学生，被投进了监狱，在监狱跟几个人一起抗议监狱的生活条件，进行绝食斗争。他在过去七十天里，没有吃任何营养品，只喝了一点儿糖水。他们头上缠着一条红带子，躺在那儿等死。每过一天，条件就恶化一些。首先是眼睛看不见了，接着又失去了记忆。几天前，她在电视上看见了儿子，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他们把麦克风放在他嘴边，可他什么也不说，只是用呆滞的眼神茫然地看着摄像镜头。抗议者的领袖发誓说他们要绝食到死。老太太在安卡拉的大女儿去过监狱想看望弟弟，但没被允许。大部分一块儿绝食的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是奄奄一息。老太太去安卡拉就是想看看儿子，求他放弃绝食。作为母亲，她还能做什么！
老太太说完后，对面那个小伙子说他能理解母亲的痛苦，但是那些恐怖主义分子是在用这种方式进行政治宣传。这一下可就炸开了锅――正好西玛尔这时候回到包厢。
“你是什么人呀？”赛荷朝那青年吼道。
“好几百年轻人正在死去。见死不救还不算，你还对一位母亲说她儿子是恐怖主义分子！你有什么权利这么说？”
“难道你哥哥不是依据反恐法案被逮捕的吗？”年轻人平静地说。
“我的哥哥不是恐怖主义分子。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他们的任何行动。”
“那他是为什么被抓的？难道不是由于恐怖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