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事不能在村里干。“你立刻就会被抓起来关进监狱，”教长说，“把这小母狗带到伊斯坦布尔去，远远地在那儿结果了，就像别人家的那几个女孩一样。你可以在亚库普家呆上几天。在那个大城市把她杀了，在那儿没人会注意到你，那儿有那么多人。或者在公路上动手也行……但是别被抓住。”
西玛尔觉得父亲的计划琐碎得烦人。这么简单的事有什么必要谈来谈去的？他为那女孩动了一分钟的怜悯之心，但是人人都知道习俗就是习俗，就应该遵守。玛丽没有生存的机会了。即便他父亲宽恕了她，即便教长也不干涉，她还是不可能活下来。即便全村镇的人都来为她求情，她也不能得救。更重要的是，带玛丽到伊斯坦布尔去，西玛尔就有机会见萨拉哈丁。
塔辛 阿格哈神情严峻，沉默不语，教长说话的时候，他一个字也没说。他没有说一句支持兄长的话，只是在沉默中忍受煎熬。家里的女人们也都默不作声。她们忙着干各自的家务活，其中一件事是往一只袋子里填上玛丽的几件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朵安走进了马厩。“起来吧，”她粗声粗气地说，把睡梦中的玛丽叫醒了，“你要上路了。去伊斯坦布尔。”
玛丽几乎要拥抱这个女人了，尽管这是她憎恶的人。她期待的奇迹终于发生了。“我什么时候去？”她问。
“马上就走。”
“让我去吻别我的父亲和姨妈，让他们给我祝福。”
“不行！”朵安厉声说。“你谁也不能见。我们走吧！你现在就走。”
朵安把一个包和几件旧毛线衫塞到玛丽手上。
玛丽没有注意听朵安的话，她跑上台阶进了院子。明晃晃的日光刺得她一时睁不开眼睛，但她没有停。她跑进了房子里，大声叫姨妈。但是所有的房间都锁上了。她在一间紧闭的房门前跪下，失声痛哭起来。“姨妈，开开门！让我吻你的手！给我祝福。”
玛丽的姨妈一直都像妈妈一样待她，关心她，教她如何生活，正确做事。玛丽开始上学后，姨妈就教她认字读写。尽管姨妈不辞辛苦地关怀她，玛丽总感到姨妈的行为里含有一种冷漠，甚至是厌恶。这女人谨小慎微地履行自己的责任，但是每当玛丽困了，想把脑袋枕在姨妈腿上睡觉的时候，姨妈总会找个借口把外甥女推开。
此刻，她姨妈的房门锁着，不管玛丽怎么恳求，门也不开。她必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这房门和这个家永远对她关闭了。她被逐出了她出生的这个家，没有任何人向她道别，祝她好运。
玛丽听见了朵安刺耳的腔调，就站起身走出了房子，把头巾系紧了点。西玛尔站在院子里，漫不经心地吸着一支烟。他不知怎么的，似乎变样了，像个陌生人，他看上去个子更高了，好像比原来大多了，不再是和她一块儿滚铁环的那个小男孩了。“西玛尔大哥，”她小声喃喃地说。他没有答应，只管朝外走。玛丽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春天来了。积雪已经开始融化，路面踩上去软绵绵的。玛丽每走一步，薄薄的塑料鞋就陷进泥里。她觉得太阳特别晃眼，因为她在黑暗中呆得太久了。很难说两只眼睛是被晃得流泪呢，还是她的确在哭泣。
西玛尔和玛丽经过市场时，律师穆柯德看见了他俩。他正坐在他的事务所外面，一边舒舒服服地晒着太阳，一边和朋友们玩十五子棋。他看见西玛尔身后隔开三步跟着玛丽，就和几个朋友一块儿站了起来，朝西玛尔走过来。“嘿，英雄，”他叫了一声，“你要去伊斯坦布尔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