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的研究目的是解读土耳其社会的性行为。他发表的文章总是遭到本专业同行的无情批评。在大学里，活像是在蝎子窝里，每个人相互之间都是敌人。许多研究人员都是伊凡的冤家对头，一贯敌视他。他们从来不放弃指责他在文章里用了别人的观点。他们宣称他所钻研的课题之前已经由别人深入研究过了。作为一名没有修过历史的社会学者，他竟敢重复这种陈腐观点，还称之为科学研究！在土耳其，需要泛用“科学”
这个词来守卫自己观点。个人观点没有经过“科学”阐述，就被看做没有价值，除非自己的名字前面有个像样的头衔，如教授、博士、副教授等。这一来，土耳其就产生了了大量的教授，因为只要在大学教书教够一定的年限，就会自动得到这种头衔。
伊凡在一个电视节目里揭示过这种教授过多的现象。他指出有些无知的教授连自己的语言也讲不好。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他那些冤家对头立刻群起而攻之，极尽挖苦之能事，说他是个骗子，是个吃软饭的家伙，靠他老婆的财产养活。
有时候，在大学里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伊凡会陷入沉思，心里纳闷自己怎么就树立了这么多的敌人。他很难理解这种憎恨，但是，在这种顾影自怜的沉思终了时，他总是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没有必要把这事往个人身上扯。在这个国家，人人都互相憎恨。军人鄙夷市民；空军军官鄙视同级陆军军官；政治学系毕业生看不起拿法律学位的；商人讨厌政客，政客厌恶商人；媒体评论员靠推倒偶像博取名声。还有什么地方的报纸专栏像这样充斥着亵渎和谩骂？知识分子群体是一盘散沙。他们培育仇恨，话语里充满讥讽、蔑视和恶意。
在近些日子以前，伊凡从来不在乎这些。他觉得生活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是很自然的事，成功必然招致妒忌。但是现在，这里的情形让他感到窒息。他不再想去俱乐部，不再迷恋伊斯坦布尔所谓的名流生活方式。他开始感到无能为力，像开车遇到打滑路段，觉得自己是在空谈，毫无价值，无比懦弱。他曾经感到非常成功地击败对手的方式，那些指责他们无用、脆弱、傲慢、低级或无原则的尖锐话语，那些用以抵御他们的坚甲利器，如今他却用来对付自己。他们是对的。他开始觉得，自己与他曾那样由衷鄙视的人们相比，不过是一丘之貉。
伊凡过去常参加国际会议和论坛，但如今在这种会议上他感到孤立，只呆在一个角落观察别人。他愿意和西方学者谈话，但是话题一旦转到了古希腊或古罗马哲学上，他就会三缄其口。他缺少一种和他们共有的背景。和阿拉伯学者在一起也好不了多少――他也不属于东方世界。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语的哲学和科学术语，都没有植根于他的生命之中。他是个肤浅无根文化的受害者，那种文化鄙视不能用只言片语或现成套话表达的概念。
伊凡认为他和所有的土耳其知识分子一样，是荡秋千的空中飞人，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荡来荡去。他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在已有千百年历史的“东方社会”于二十年代（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译者注）忽然全盘“西化”之后形成的文化真空中，饱受煎熬。那时，阿拉伯字母也被拉丁字母取代。他就是个荡秋千的艺人，已经松开了东方的秋千把手，却仍然在空中飘荡，没能落在西方的接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