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一事件，休斯对政治诉求的固执己见和傲慢态度令人感到费解。当已然有建筑咨询小组委员严厉质疑都柏林方案，并且几乎决定解雇约翰森的时候，休斯仍然拒绝做出修改，这或许是他固执个性的最鲜明例证。不了解外交建筑局历史的人后来赞赏休斯“使建筑远离政治”，他们过高评价了休斯作为建筑拥护者和政策改革者的作用，错误地认为是他建立了建筑咨询小组并挑选建筑师。当然，休斯也的确极力袒护外交建筑局的建筑和设计审查程序，但他拒绝修改都柏林方案是因为他个人不愿与海斯合作，他认为这种合作是对行政特权的妨害。诚然，海斯也同样傲慢，但不同的是，他手里抓着外交建筑局的钱袋。
约翰斯东和克罗基特的到来标志着国务院同国会的关系更趋走暖。例如，当海斯形容马德里使馆是“丑陋的美国建筑”时，克罗基特也附和他，并承认马德里使馆是“最糟糕的美国现代建筑”。克罗基特和约翰斯东都宣称要和海斯密切合作，海斯也对他们的合作姿态表示赞赏。他对国务院出席听证会的人说，“坦白地讲，一般的国会议员对外交建筑项目毫无兴趣”；但他强调，不论什么样的项目，都必须能在众议院面前证明是合理的。他保证不会与国务院作对，愿意“公平友善地”对待国务院的利益。他还谴责国会中有些人“总是喜欢拿国务院当替罪羊”，同时也谴责国务院有些人看不到与国会合作的必要。他诚恳地表示，“我们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那就是不断向前推进美国的世界利益”。后来，当海斯在众议院赞扬克罗基特和约翰斯东时说，希望这不会“给他们在国务院造成不良影响”。他还说每当有国务院官员和国会友好合作的时候，国务院就会马上踢开他们。他再次重申不希望由于他对约翰斯东和克罗基特的赞扬使他们丢了工作。
国务院和国会新型和谐关系的直接成果就是修改后的外交建筑局建筑政策，该政策于1961年5月由克罗基特在新一届政府任内的首次建筑咨询小组会议上宣布。他任命自己为建筑咨询小组主席，并明确表示要做一个参与实际工作的行政管理者。约翰斯东在会议记录中提到，他和克罗基特会晤了咨询小组成员安德森、拉尔森和沃斯特，并和他们讨论了“国务院有必要对建筑风格，建设和运营的经济性、实用性，以及安全性更加敏感”。新的建筑政策主要有如下关键要素：方案应该实用并且特别注重功能方面的需求，注重和环境相适应；方案不应具有争议性——既不能过于实验性也不能过于现代性（“为争取更稳重的建筑特征，应避免过分装饰和极端的建筑类型”）；方案应是对称的，建筑应和周围环境相和谐；建筑应被有效使用并易于维护；应考虑今后扩建的可能性；应“最大限度考虑”安全性（这是第一次在设计要求中提出安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