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9年，唐德刚先生在人笔双健之时，就发表了文章《走出历史三峡需时两百年》，按唐先生的算法，这两百年是从1840年到2040年。对此，许先生说：“不要以机械的数目字来算。中国一百多年转转折折是一贯的。这一百多年的挣扎，终于走出一条路来，这条路还没走完。”而许先生把中国历史比作长江黄河，这在《万古江河》中早有精妙的论述。我问：“您的书名为什么喜欢用‘江’字？”许先生说：“我在江边长大。我一辈子跟江产生相当深的关系，尤其抗战期间，常在江边。历史是流水，没有比长江更浩浩荡荡的流水了。你到美国去看密西西比河，没有这浩浩荡荡的感觉，尼罗河也没有这浩浩荡荡的感觉。”
放眼天下，但见全球化的浪潮此起彼伏，江河似乎正在奔向水域相通的海洋。时值变化莫测的时代，许先生伫立江口，顾盼生辉。2008年5月7日，许先生在新作《江口望海潮》序中说：“回顾人类的文化之旅，从人类有了农耕开始，人类已有了将近一万年的流程，这一历史长河，曾经不断扩大，也不断改变，累积了不少智慧，并且以此撑持无数生命的成长，也使个别人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都具有意义。历史长河终于汇入大海。那些累积的经验，是否在大江出海后，竟也消失？抑是在巨漫大洋中，转化为新的价值观念，及与此相应的人生意义？我衷心祈求，我们已发展了数千年的文化，不是从此礼坏乐崩，而是又绽现一番鱼跃鸢飞的美丽新世界。”
如今，许先生依然醉心在知识海洋中泛舟。我问：“您觉得著书立说的乐趣何在？”许先生说：“在它的过程。有些人喜欢下棋，有些人喜欢打麻将，都是过程。我喜欢研究工作的过程，我想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喜欢过程。诚实的研究人员一定会说：我这个过程是到现在为止暂时得来的结论，这个结论还可以往前推，还可以改变，还可以修正。假如一个人说：我这结论一定是对的，没有再改进的余地了，这个人的学术生命就到此为止了。”
我笑道：“一辈子有一本书或者几句话能留下来，就很难得了。”许先生说：“不必求这个东西。江山代有才人出，一定将前人的作品改变到更合理更周严的地步。李白几句话留下来，苏东坡几句话留下来，那是天籁。天地间最好的结合，他偶然碰到了，抓住了，留下了，就是天籁。音乐家贝多芬那几首曲子，几个旋律，是天籁。画家达·芬奇把几种颜色配得那么好，是天籁。做学问，天籁的机会不多。”
我问：“回顾学思历程，您跨过的学科有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对观察这个世界有什么帮助？”许先生说：“我学了一辈子的目标，就是不糊涂。我想我做到七八成，没全做到。但是，不糊涂很痛苦，不糊涂是咒诅。看到许多人盲目地跑来跑去，做各种奇怪的事情，爱莫能助，心里难过。不糊涂并不是聪明，是自己不蒙蔽自己，自己不欺骗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