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7日，我伫立在台北素书楼门口，不免浮想联翩。罗忼烈先生告诉我：台湾政局变幻之后，那些政客说钱先生的素书楼是公家产业，勒令搬迁。钱先生搬走后，身体就变差了，不知何故，不能说话了。后来陈水扁向钱太太道歉，钱太太说：“人都死了，道歉有什么用？”金耀基先生在1990年9月14日深夜写的《怀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中则说：“近二三年来，钱先生健康明显差了，记忆力也消退了，我已再享受不到与宾老昔日谈话之乐了。倬云兄去年在见钱先生后跟我说：‘一位历史巨人正在隐入历史。’诚然，宾老不死，只是隐入历史。”
历史是长新闻
我在赴台湾之前，曾向许先生请教过好几回。有一次，许先生说：“你可以先去找找几个报人，会大有帮助。台湾有两个政论家，一个是张作锦，一个是南方朔。张作锦和我交谊很深，他的文章不仅文笔好，而且找的题材也好，切入角度更好，能直接从一个别人想不到的角度切进去。南方朔相当渊博，书读得不少。高希均是事业家，他的组织能力很强，办杂志相当能干，文章则在经济方面。”
我到了台北的第二天中午，便由张作锦先生引见，和高希均先生共进午餐。和两位先生一席话，使我对台湾文化界的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几天后，我坐在南方朔先生家里，听他针砭时事，评点人物。南方朔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台湾是我最早引进的。美国有个教授在圣地亚哥教书，他的名字叫雅各比（Russell Jacoby），是他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很多人讲这个词，却不懂他的书真正的脉络。他认为古代知识分子除了会讲几个基本原则，什么都不懂，这种知识分子随着时代改变不行了，将来的知识分子谈的问题一定不能有乌托邦思想，也不能太近视。所以，他提出两个名词，一个是乌托邦知识分子，一个是现在各国都存在的只看小问题的知识分子——近视眼知识分子。这两个都不对。乌托邦知识分子会给社会造成重大灾难，近视眼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基本结构看不到，所以需要实事求是、知识很广泛的公共知识分子。”南方朔也痛骂现在台湾和大陆学术界的人忙着去应酬，开座谈会，不太有时间搞学问。“在美国，当一个教授，两三年就要写一本书，人家很用功。我现在读国外的书，多数是教授写的书，美国出版界有个情况是中国人不了解的，美国每年出书大概五万种，里面有百分之十五是教授写的书，了不起。”
在听到这些话时，我更加明白许先生推荐我去访问他们的缘故。
许先生人生中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报章杂志写文章。在1970年代，他有五六年花了大力气写时论文章。他回忆：“为什么《联合报》、《中国时报》两边都找我？因为我写文章不辣，让人抓不着毛病，但是我的要点是开放，是自由。我的文章出来不会得罪人，国民党看了也无可奈何。”
“几十年来了，我等于是半个记者。尤其在台湾的改革开放时期，我花了很大力气参与改革开放的舆论鼓吹工作。两大报做主体，我、杨国枢、胡佛等人，整个队伍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大概我是其中写得最多的人之一。张作锦他们碰到哪个课题，第一个让我冲关，但是，这篇文章后面跟着其他几篇文章，一波又一波地推动民主开放。这用余纪忠先生的话叫‘顶天花板’，天花板在那里，要找个人顶开天花板。我的文章写得委婉、温和，是《大公报》的调子。《大公报》的文章写得温和，不激烈化。所以，余纪忠先生常常派我去做‘顶天花板’的工作，若干文章用社论的名义发，不是用我的名字发的，我都没收进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