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先生对我说：“你们做的新闻是短历史，我们学的历史是长新闻。”那一年，我正对新闻充满怀疑，对历史常感困惑。一见如故之后，我多次向许先生问道，既没有究天人之际的雄心，也没有通古今之变的壮志，而是如沐春风地听一家之言。
许先生自认做了一辈子的“旁观者”，我有幸做了他一阵子的“聆听者”。在许先生的慧眼里，看见烽火连天，看见生离死别，看见牛鬼蛇神，看见英雄豪杰，看见左右摇摆，看见民主自由，看见明枪暗箭，看见妒忌仇恨，看见同情宽容，看见悲天悯人。讲者动情，听者会心，相激相荡，常常碰撞出火花。
我常想，以许先生的身体，生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是历史的弱者，但是他从不肯松一口劲，终成人生的智者。许先生的书名喜欢用“江”字，他的人生就如同在万古江河泛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在如椽健笔下，成了历史长卷。我在江河入海的旅途上，幸运地乘搭了一小段轻舟，听许先生指点江山，笑谈风云。
下篇 江上闲思
变是不变的常态
2006年11月8日，我第一次到南京访问许倬云先生，半天畅谈好像一场思想盛宴。
别后数月，我常在回味。2007年9月出版《访问历史》时，许先生的访问稿自然放在第一篇。在自序里，我写了一段文字，便是许先生给我思想震撼的结晶：
我乐此不疲地访问大文化人，源于好奇，也抱敬意，了解之后渐懂同情，更深一步就想让自己进入这一代人的历史世界。我的访问对象是深受五四文化影响的一代，胡适称五四运动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我就一厢情愿地称他们为“中国文艺复兴人”吧。这一代人成长在传统文化尚未人为断裂的时代，国学根基深厚，而其中又有不少人留学海外，经受欧风美雨洗礼。不管身在何处，他们的心灵总在高处相逢，为民主科学的思想播一粒种子，为千锤百炼的中文留一点尊严，为浮躁骚动的人心写一片空灵，真是足以复兴中国文艺的一代。然而，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时局的变化常常出人意表。国家多难，民生多艰，美梦多碎，变局之中，但见有人迷惘，有人痛苦，有人超然，惟无数知识人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许倬云认为“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通古今之变后关怀的是全人类与个人的尊严，使我如醍醐灌顶。处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我丝毫不敢取笑前辈们在其历史世界中“真诚的幼稚病”，相信我的“幼稚病”也会付诸后来者的笑谈中。
就在那时，我酝酿已久的美国之行日见成熟，访问名单的斟酌遴选，许先生出力最多。2007年秋天，我如愿以偿飞往美国东部，访问了十五位文化界前辈，其中余英时、张灏、张充和、孙康宜、马大任、李华伟诸位与许先生渊源颇深。余英时先生和许先生为同年好友，赴美之前，我写给余先生的信第一句便提到许先生的引见，到普林斯顿访问余先生，果然一见投机，畅谈了五天三夜。其间恰巧许先生从台湾打电话给余先生，事后余先生告诉我，他在电话里还提到和许先生介绍的年轻人相谈甚欢。张灏先生是许先生几十年的老友，在访谈中，我发现一位是安徽滁州人，一位是江苏无锡人，却都出生于厦门鼓浪屿，后来分别向他们提起，都说是奇妙的巧合。许先生早在留学芝加哥大学期间，便通过钱存训先生认识了张充和女士，许先生夫妇喜欢昆曲，欣赏书法，对充和女士的造诣景仰不已，彼此虽然不能时常相聚，心灵却遥遥相通。孙康宜教授是许太太孙曼丽的中学同学，也是充和女士在耶鲁的挚友。孙教授从中玉成，充和女士欣然题写“许倬云谈话录”。马大任、李华伟二位先生，则是许先生热情介绍我去访问的，使我对美国的图书馆了解更深，两度进入国会图书馆，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