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完全自己掏腰包，集会、办刊物，第一期《思与言》的费用是我预支《文星》出版社的两千块稿费。我们当时定下的规矩是，每一期轮流主编，不许延期。一年四期，后来变成两期，每一年两个执行编辑，轮流出，完全不问外面要钱，自己掏腰包。
《思与言》的发刊词、思言社的主张大纲都是我草拟初稿，提请大会决定。我们第一次成立大会，来了二十多个人，都是中坚分子，是当时三十来岁的各大学教授。国民党一看慌了。第二次大会，一下进来四十多人，进来的都是国民党有关教授，我们是开放的团体，不能拒绝有意入会的人。好在我们没有不可告人的事。这个杂志今天还在，还是一年两期，还在继续出，变成了介绍新知的刊物。
这件事，后来却变成我的罪状。宋时选是蒋经国的亲表弟，那时是青年救国团的主任秘书，青年救国团是蒋经国的组织。1960年代晚期，特务找我的罪名，蒋经国不相信我有问题，就让宋时选查明。宋时选两次要求跟我谈话，我不能不让他来。宋先生告诉我：他们认为李敖不可怕，文章骂人；许倬云可怕，文章不骂人，组织能力特别强，一声号召，几十个人跟着走，这个人太可怕了。这是他们打报告的人说上去的话。所以，他们要挡住许倬云。
宋时选问我究竟想干什么，我回答：思言社是搞费边社，想通过学术讨论，理性地为国家找条出路。费边社是英国工党的祖先，费边社和工会运动有关系，和所谓空想社会主义也有渊源，宗旨是以民主的过程，和缓地推行社会福利。马克思在英国待过，可是马克思主义在英国没有什么市场，原因是英国很快就有一批工会主义者，后来衍生出费边主义，主张经过议会政治，建设社会福利国家。今天西欧各国都是经过议会的社会福利国家。费边社的理想今天慢慢在实现。我今天还是如此想：社会应有公平，但不能以暴易暴，用破坏性特强的革命，来达到社会公平的目的。
蒋经国
“中央研究院”是“总统府”直属单位，凡是学术涉外事项，王世杰院长自己不愿办，就让我去办。1960年代时，蒋介石已经把权力交给儿子了，王世杰不愿意跟蒋介石谈话，也不愿意跟蒋经国谈话，他跟蒋介石闹翻了，又觉得蒋经国是小辈，不愿意屈尊见蒋经国。据道理就派我们总干事去办，当时总干事是我的好朋友李亦园，王世杰说涉外事项不用李亦园管，由我来代表他。所以，我这个光头副研究员，去和“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打交道，怪不怪？后来蒋经国的位置逐步升高，从“总政治部主任”逐步升“副部长”，“部长”，“行政院院长”，我还是跟他打交道，反正王世杰派我去了。这也有好处，后来特务单位攻讦我很厉害，特务报告都到蒋经国桌子上了，蒋经国说：“这个人我常常接触，他不是你们讲的那样。”
老实讲，我佩服蒋经国。这个人在苏俄的管辖之下，读了苏俄的许多书，对苏俄共产党里的虚虚实实很清楚。但是，他是托派，被斯大林打击的对象，托派主张世界革命，也还保存了几分真正左派为人民服务以及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以，他被贬到西伯利亚的工厂里，从小工做起，做到副厂长。他太太是女工。他一个中国青年，在西伯利亚工厂里可以组织报纸，组织小集团。斯大林很气他，又不敢杀他，因为杀了他，会得罪蒋介石。后来，他回到中国，其实还有不少社会主义的思想成分，自由民主思想是没有的，可是有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