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萝卜头
1962年，我三十二岁，回到台湾。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我回台湾有几个缘故：我对母亲有承诺，她不放心我，这是其一；其二，我对史语所有承诺，要回来；其三，李氏基金有要求，虽然一般人都是要回来，但所有的李氏基金的人都没回去，我是没得到李氏基金，因为钱思亮校长花了很大力气，帮我找另外的钱，所以我欠钱校长的情。我是三重承诺，家、史语所和台大。一回来，我就在史语所复职，台大合聘，后来在台大做系主任。
我毕业之后在美国多待了半年，这半年自由自在，原因是我的奖学金还没用完，顾立雅让我帮他的忙，坐在东亚图书馆，摆个桌子，图书馆正好有块空地，用玻璃圈起来。我的工作是，所有读中国东西的人，要查资料的，搞不清楚的来找我，我会跟他们讨论。
回台湾，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重要转弯。当时有很多人就留在美国，我在芝大毕业以后，有五个工作随我挑，包括芝大希望我做历史地理研究，不但是相当广泛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而且是比较研究，这个工作还很少人做，是很有挑战的。但我执意回台湾，就没接受，另外四个工作都是好大学的教职，我也不管它了。如果当时留在美国，我的一生将是另一番面貌。
我回到台湾就一头栽进了工作，刚开始情况就非常复杂。我的老师们，一直希望我能在行政和公众事务上帮他们的忙，据说他们从我在学生时代，就有此期许。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我从副教授成了系主任，是个意外。系主任余又荪车祸死亡，院长沈刚伯先生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我，说明天8点钟你到“教育部”去开会，要接系主任。在南港，我就变成了李济之先生的助手。王世杰是“中央研究院院长”，派我做一些学术外交，要我帮他做院里的涉外事件。钱思亮校长在学校里大大小小的委员会都派我去做过。他们这几个老先生的意思是锻炼我。
当时三十几岁的人在台湾算非常年轻，老师辈都五六十岁了，甚至六十多岁了，需要有人接班。这么一来，立刻就引来很多同事的嫉妒。比我大的四五十岁的人，跟我同辈的人，我的学弟，没有出国的人，颇有人不服。这些都使我的日子很不好过。另外一方面，我在芝大民权运动得来的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跟台湾独裁专制很不相容。我也是不愿意低头的人，见不平，就抗争。当时国民党的压力过来，我反抗，钱校长帮我反抗。
国民党是一党独裁，要保持专政，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他们把“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的自由分子当作打击对象，目的是要把台大夺掉，夺给他们相信的人，所以就把钱思亮送到南港，让王世杰辞职。
王世杰是一个很能干的公务员，一个很好的学者，做事非常心细，也是非常有骨气的人。他对蒋介石不肯屈服，蒋介石不喜欢他。蒋介石有时候批个东西，他不能接受，退回给蒋介石，蒋介石气得撕掉，他捡起来，贴好了再送回去。蒋介石受不了他这一点。他和“总统府”等于是决裂了，但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能撤掉他的“总统府秘书长”，不能开革他的“院士”。
当时撤掉王世杰的理由是特务提供的：航空公司的权力转让给陈纳德，因为那时候飞机在香港打官司，台湾方面在香港的立场不存在了，不能打官司，要陈纳德去打官司。飞机打回来，也没有拿走，二十几架飞机在香港机场烂掉，就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出去了。特务说王世杰贪污，说陈纳德得了一笔财富。其实陈纳德没有得到财富，是民航队得到了航权，民航队没给王世杰一文钱。
